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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对祖国抗战的四大杰出贡献
2021年07月02日13:19  

194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曾题词“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这些题词是对陈嘉庚光辉一生(尤其是抗战期间)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1995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我们不能忘记华侨领袖陈嘉庚对祖国抗战的杰出贡献。其贡献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方面。

一、领导华侨捐款捐物 支援祖国长期抗战

早在1923年,陈嘉庚就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大力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在华侨社会中产生了重大影响。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济南,制造“济南惨案”。陈嘉庚联络新加坡华侨,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并任会长,向华侨募捐130余万元,救济山东受难同胞,极力表示伸张正义,反对强权。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东三省。陈嘉庚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通电国际联盟及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履行国际公约,维护世界和平。并向在东北抗击日寇的马占山将军和1932年 “一?二八”保卫上海的十九路军捐款捐物,以示慰问,使前线官兵受到极大鼓舞,更加奋勇杀敌。

1937年“七?七事变”, 祖国掀起全面抗战。南洋华侨纷纷成立各种不同名义、以支援祖国抗战为目的的群众组织,在新马成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南洋各地也相继成立类似组织,举当地侨领为负责人,积极发动华侨捐款捐物,多寄侨汇,抵制日货,惩办奸商,支援祖国抗战。

随着抗战形势进一步发展,南洋各地华侨团体认为必须成立一个联合组织,以便统一领导,相互协作,并要求德高望重的陈嘉庚出面召集,以促其成。1938年10月,来自南洋各埠的168位代表,一致同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会址设在新加坡,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印尼)、李清泉(菲律宾)为副主席。大会通过一项庄严的《宣言》,历数近代以来日寇侵华种种罪行,揭露日寇不仅企图吞并中国,还妄想征服世界,指出现在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号召南洋八百万华侨精诚团结,誓为祖国政府后盾,出钱出力,多寄汇款支援抗战,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华侨在抗日救亡大前提下,实现了空前的爱国大团结,标志着陈嘉庚是南洋华侨众望所归的领袖。在南侨总会领导下,南洋各地筹赈会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支援祖国抗战各项实际行动高潮迭起,效果也极为明显。

向华侨募捐支援抗战,是南侨总会的首要任务。总会通过各地分会,采取种种有效方式开展爱国捐献:有特别捐、常月捐、纪念日捐、货物舟车助赈捐、游艺义卖捐、迎神拜香演剧捐,等等。当时华侨捐献情形正如陈嘉庚后来回忆的那样:“对祖国战区的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曾未有;富商巨贾既不吝啬,小贩劳工也尽倾血汗。“陈嘉庚在企业已经收盘的情况下,自己仍带头认常月捐每月二千元,直到抗战胜利。为了加强对南侨总会的领导,他索性住进怡和轩俱乐部(新加坡华侨华人活动中心),不分昼夜地领导抗日救亡工作,同时一再勉励各地分会同仁:“不因环境险阻而惊心,不以筹募艰难而绥气,领导华侨奋斗到底。”由于陈嘉庚领导有方,助手得力,华侨拥护,捐款所得数额甚巨。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自1937年1945年,八年中捐款共达13亿多万元(国币),平均每年1亿6千多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重最大。

以财力支援抗战的另一项是侨汇,是华侨寄回祖国赡养亲属的汇款,数额比捐款更大。仅从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据统计共达55亿元(国币),平均每年约8亿元,数额巨大。其中南洋侨汇居多。1942年后,南洋各地相继沦陷,侨汇和捐款中断。欧美等地华侨继续以侨汇和捐款为祖国抗战作贡献。

海外华侨在物力方面对祖国抗战贡献也甚为可观。截至1940年10月不完全统计,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辆,大米一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自1937年至1940年总数达三千批以上,每月平均一百批。以上物资多数亦为南洋华侨所捐献。

抗战后,海路被封锁,支持祖国抗战的大批海外战略物资只能靠滇缅公路运输。当时国内机工及汽车奇缺,运输十分困难。陈嘉庚受国内西南运输公司委托,自1939年至1940年间,通过南侨总会从新马等地招募“经验丰富、技术精良、胆量亦大”的机工10批共3500人,并捐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这些华侨机工,满怀爱国热情,离别南洋亲友,回到祖国大西南,在异常崎岖艰险的万里运输线上,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运送各种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平均每天300吨以上,日积月累运量可观。1940年,陈嘉庚回国,还不辞劳苦亲自到滇缅公路沿线慰劳视察,尽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勉励华侨机工继续为祖国抗战作贡献,至今仍使人们难以忘怀。

二、反对和谈主张抗战 挺身而出声讨逆贼

抗战期间,陈嘉庚不仅领导华侨在经济上对祖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政治上对祖国抗战的有力支持,更是惊天地、泣鬼神。华侨领袖陈嘉庚,政治敏锐,目光远大,爱国心强烈,处处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敢言人之不敢言,敢为人之不敢为”,特别是揭露汪精卫之流投降其国方面,干得更加出色。陈嘉庚爱国壮举必将流芳百世,汪精卫投降卖国定当遗臭万年。

辛亥革命前后,汪精卫曾追随孙中山,后任国民党副总裁。陈嘉庚早年侨居南洋时曾与其相识,私宜甚好。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时,一度曾拟聘其为校长,后因故未果。抗战后,特别是南京失守后,陈嘉庚风闻汪主张对日和谈,他起初不信,认为汪身为“党国要人”,怎会这样无耻。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外电报汪已公开发表和平谈话,才引起陈嘉庚警觉,认为这是坚持抗战的最大危险。遂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直接电汪,询外电所传是否属实,并说明日本占我大片领土,对日和平绝不可能。次日汪复电,大意是两国战争终需和平,以我国积弱,非和平即亡国,所以和平为救亡图存上策。为此陈嘉庚再去二电,大意说我武力虽弱,但敌寡我众,民气旺盛,长期全面抗战,侨汇外汇源源增加,敌人决不能亡我,英、美、苏也决不会坐视。若与日寇言和,国内各省必起来反对,由此造成分裂,甚过自杀。再次劝汪放弃和谈主张,与全国同胞一道抗战到底。但汪来电仍坚持其和谈立场,不思悔改。至此陈嘉庚认为汪已不可救药,便一面致电蒋介石:“汪先生谬谈和平,公必被误,万乞实践庐山宣言,贯彻焦土、全面、长期抗战三大策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博最后胜利……若中途妥协,即等自杀。秦桧张昭无世不有,幸公明察。”一面将他与汪来往电文交南洋及重庆各报刊登,过后南洋报纸照登,重庆却无动静。当时(1938年10月下旬)重庆参政会将开幕,陈嘉庚以华侨参政员身份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十一字提案,经大会多数通过生效,此举给妥协投降派当头一棒,震动海内外。著名作家邹韬奋,称这十一字提案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可是身为“委员长”兼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却公然违背民意,对汪纵容包庇未予追究严惩。同年12月汪潜逃出境叛国投敌,激起国人及华侨公愤。陈嘉庚再电蒋,提出汪精卫既是孙中山先生叛徒,也是中华民族国贼,强烈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以定人心。”后来陈嘉庚看到国民党当局只开除汪精卫党籍,而未通缉归案和绳之以法,非常气愤,遂再电蒋:“今前方将士浴血挥戈,后方民众卧薪尝胆……今独容汪贼及其党羽逍遥法外,实南洋八百万侨胞所莫解。”此电实质上是严词质问蒋介石:纵容包庇国贼者,又该当何罪?

汪精卫叛国投敌后,仍恬不知耻,暗中指使其党羽到南洋以妖言惑众,妄图破坏抗战大业。为了使海外侨胞进一步擦亮眼睛,善辨忠奸,加强团结,以利抗战。陈嘉庚以南侨总会名义发出通告,详列汪精卫卖国罪行,号召广大侨胞辨奸讨逆,继续捐资救难,输财救国,抗战不达最后胜利,支援抗战活动决不停止。各地华侨积极响应号召,讨逆活动一浪高一浪。新马华侨普遍举行“反汪宣传周”,参加讨逆人数达170万人次。仰光侨胞筹款100万元作为缉拿汪贼经费;欧美华侨与南洋华侨并肩战斗,讨汪活动遍及各大侨居城市,舆论界也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誓与汪贼不共戴天”。

陈嘉庚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不顾个人私谊,不怕得罪执政的国民党当局,在抗战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向汪精卫之流开炮,并给予穷追猛打,有力打击了妥协投降派的嚣张气焰,进一步鼓舞了全国军民斗志,在政治上为祖国坚持抗战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三、回国考察慰劳将士 敦促国共一致对外

1940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海外侨胞对祖国和亲人异常挂念。陈嘉庚肩负华侨重托,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一则慰劳前方抗日将士,鼓励他们继续英勇杀敌,二则实地考察国内状况,以便向侨胞通报并增强其爱国心,继续以财力物力支援抗战。

陈嘉庚侨居新加坡几十年,深知日寇之所以敢于明目张胆侵略中国,重要原因之一是祖国太穷太弱。何况国内长期内战,焉能对外?为此他想趁回国之机,实地了解国共纷争真相,敦促双方以大局为重,大敌当前一致对外。

同年3月26日,陈嘉庚组织好慰劳团起程后,偕同庄西言等人经仰光直飞重庆。在重庆机场欢迎茶会上,陈嘉庚激动地向重庆各界人士说,我离开祖国已经十八九年了,对于国内情形,很欠明悉。但是我有一颗心,这颗心随时随地都惦念着祖国。这次我们回来,带来的是一颗心,一颗赤裸裸而又热诚的心。讲话中他还把祖国比作华侨的父母,华侨援助祖国,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责任。华侨希望大家精诚团结,战胜日人。陈嘉庚一踏进国门,就向国人显示了海外赤子的一片忠诚。

陈嘉庚在重庆期间,利用各种大小欢迎会、个别交谈、参观访问等机会,表达海外华侨对祖国军民的慰问之情,考察国内实施抗战的状况,劝说国共两党要团结抗战,不要分裂,不要让华侨失望。

例如在国民党要人白崇禧作东的招待会上,听说白将出面调解国共纠纷,陈嘉庚感到欣慰。说在南洋风闻国共摩擦严重,以为是汉奸造谣,到这里之后才知道情势确实危急。如不幸分裂,则无异自杀,心中忧虑无穷。今闻将军有排解之策,深望极力斡旋,若得化险为夷,一致对外,实国家民族无穷之福也。

又如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举行的茶话会上,中共要人叶剑英、林伯渠、邓颖超等人在座。陈嘉庚在会上也着重阐明国共两党要团结抗战。他说,今日国共两党名义上虽不一样,而为国家民族奋斗的心则一,可以说是兄弟党,姐妹党。万望两党关系人,以救亡为前提,勿添油助火,国家幸甚,民族幸甚。若国共两派意见日深,发生内战,海外华侨必痛心失望。叶剑英对陈嘉庚的讲话表示欢迎,并希望他到国民党处亦作如此表示。接着陈嘉庚还询问了到延安的路线和交通,叶剑英一一作答。几天后毛泽东拍来电报,盛情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

陈嘉庚在重庆考察一个多月,耳闻目睹,深感失望。更加强了他必须到延安去看个究竟的决心。随后他路经成都,蒋介石设宴款待。饭后与陈交谈。当问及陈到成都后欲往何处?陈答:“兰州、西安,延安如有车可通也要去。”蒋一听陈说要去延安,便情不自禁地破口大骂共产党“无民族思想”,“种种口是心非、背义无信”。陈嘉庚感到事态确实严重,但仍耐心解释说,余代表华侨回国考察,凡交通无阻地区,都要前往考察,以便回南洋后向华侨报告真实情况。蒋介石见劝阻无效,只好勉强说:要去也可以,但不要受人欺骗。

蒋介石耍尽两面手法,当面说去也可以,背后却设置障碍。陈嘉庚一路上好不容易冲破重重阻挠,于5月31日到达延安,受到延安各界五千多人的热情欢迎。在欢迎会上陈嘉庚首先代表南洋千万华侨向大家致意。并说,我早就希望访问延安,今天实现这一愿望我感到很高兴。他还说,南洋广大侨胞出钱出力,全力支援祖国抗战,仅1939年华侨汇款就达11亿元,占当年重庆政府军费18亿元的一大半。现在日寇侵占我大片领土,我方内部却不断发生摩擦,汪精卫叛国当了汉奸,形势可虑。广大华侨迫切希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坚持抗战,实现这两条是海内外同胞的共同愿望。

陈嘉庚在延安期间,边慰劳考察,边与各界人士交谈,还多次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促膝谈心。当谈及国共关系时,朱列举几项对方违约事实,如严重歧视八路军,擅自停发抗日军政费用及武器弹药等,讲的有据有理,给陈嘉庚留下深刻印象。

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会晤,是陈嘉庚此行重要目的之一。在与毛泽东会谈时,他们互相间开诚布公,有啥说啥,其中心议题仍是团结抗战大事。陈嘉庚恳切地说,一是希望坚持抗战,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二是希望国共合作,兄弟间一切摩擦都等打败了日寇再解决。毛泽东说,陈先生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共产党是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我们现在的立场,从我们对蒋委员长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过去十多年,我们被他打得遍体鳞伤,还悬赏要我的首级。但我还是想请陈先生见到他的时候转告他,我对他并无恶意,只要他坚持抗日,我便拥护他的领导。交谈中,毛泽东还对陈嘉庚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赞赏。他说,我们大批中国人在海外,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要好好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救国。

陈嘉庚通过对重庆和延安两地的深入考察对比,终于弄清了涉及抗战前途与祖国命运的两大关键问题:一是中国的希望究竟在哪里?二是国共两党摩擦真相何在?他认为重庆虚浮乏实黑暗腐败;国难当头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行政机构不负责任;抗战气氛淡薄,营私舞弊严重……总之,绝无一项令人稍感满意。到了延安,始知那里别有天地,人民安居乐业,上下打成一片,军民同仇敌忾,处处团结抗战,令人“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见青天。”此外,陈嘉庚一路上,特别是从西安到延安来往途中,“亲见两党不洽者五次,皆由国民党构造。”如在西安阻止慰劳团赴朱德之宴,唆使洛川少数人投递反共信函;宜君县(蒋管区)发生抢劫案却嫁祸共产党;陈立夫到西安寓所专讲共产党的“罪恶”;西安铁路局何主任设宴咒骂共产党。两党摩擦,其是非曲直,已有客观依据,事实胜于雄辩。

陈嘉庚从西北归来后,冒着已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眼中钉的风险,仍风尘仆仆到南方各省区慰劳考察,继续为抗战呼号,为民众请命。并于同年12月底回到新加坡,受到当地华侨的盛大迎接。

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身份千里迢迢组团回国,历时10个多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大江南北,历尽千辛万苦,慰问前方抗日将士和后方受难同胞,呼吁国共团结抗战,不要分裂。同时又将回国见闻如实向华侨报告,鼓励他们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出钱出力,多寄汇款支援祖国抗战。陈嘉庚此行收获甚丰,既明察了延安真相,又认清了蒋介石为人。胸中烦闷一扫而光,心情格外舒畅。他确信抗战有了指望,中国有了希望。陈嘉庚此行又为祖国持久抗战作了重大贡献。

四、身处险境以笔当枪 歌颂华侨爱国贡献

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继侵占我大片领土之后,又于1941年12月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向东南亚大举进犯。应新加坡总督及当地华侨请求,陈嘉庚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会长,领导新加坡华侨开展英勇的抗日斗争,时间虽短,成效明显。

1942年1月马来亚全境陷落,新加坡危急。陈嘉庚当机立断,将华侨义捐等项银行存款八百多万元,悉数汇回祖国,继续支持对日抗战。

由于英政府无意坚守,新加坡于二月中旬沦陷。在友人一再催促下,陈嘉庚于二月三日凌晨乘小船离开新加坡,就近避难于爪哇。不久爪哇群岛全部沦陷。在当地华侨及集美厦大校友掩护下,陈嘉庚历经数月转辗颠簸,于同年八月改名换姓隐居玛琅。住地几度转移,仍身陷重围。日寇对陈嘉庚早就恨之入骨,认定他是“南洋抗日之巨头”。过去只是慑于华侨势力及其崇高威望,难于下手。如今南洋均为日占,日寇宪兵队日夜出动搜捕,到处风声鹤唳。

陈嘉庚处境确实危险。负责保护他的校友们虽千方百计细心照料,仍险象环生,难保万无一失。心里难免忧虑万分。而陈嘉庚却心胸坦然,若无其事。但他也理解校友们的心情,安慰他们说,人生自古谁无死,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死了也不算夭寿。万一我不幸被捕,敌人必强迫我作傀儡,为他们办事说好话,我决不从。那时我即以一死谢祖国,有什么了不得,你们千万不要为我着急。为此陈嘉庚身上一直暗藏着一小包“氰化钾”,就是专为防备“万一”的。

陈嘉庚避难爪哇期间,虽身处逆境,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生活简朴,健身操照常。不吸烟,不饮酒,不喝咖啡,每日粗茶淡饭。校友们挂念其年迈体弱,想给他加点营养,总被婉言谢绝。他说,现在是战时,物力艰难,何苦浪费,前方抗日战士,后方受难灾民,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何忍独享美食,与其吃了不安,不如不吃为好。陈嘉庚说的句句在理,校友们只好依他。

海外华侨支持祖国抗战贡献巨大。陈嘉庚早就想把这桩大事如实记下,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避难期间,漫长岁月,正是落笔时机。只可惜自己少年辍学,学历较浅,一无参考资料,二又无处查询,困难甚大。况且撰写回忆录,更是冒险。一旦暴露,大祸难免。但陈嘉庚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其他困难更不在话下。他神不知鬼不觉,居然在敌人眼皮底下,从1943年3月动笔到1944年6月,硬是一字一句坚持不懈地将一部近四十万言的长篇巨著《南侨回忆录》拿下。

陈嘉庚在危难中坚持创作,目的是为纪念华侨参加抗敌而作。他认为:这次国难是我国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南洋千万华侨,对祖国贡献如何?他们辛苦募捐,同仇敌忾,抵制敌货,严惩奸商,不惜牺牲,数年如一日。自己作为南侨总会主席,情况最清楚。因此有责任将这段历史和回国考察见闻写出来,公诸于众,传之后世,免得为后人遗忘或误解。

日寇无条件投降后,陈嘉庚重返新加坡,对《南侨回忆录》作了若干补辑,并于1946年初在新加坡首先发行。经一版再版,广泛流传于海内外,成为二战后一部难得的畅销书,并引起强烈反响。原任澳洲国立太平洋研究院院长、现任香港大学校长的王赓武教授阅读该书后认为,没有比这部著作更丰富更有魅力的了。原全国w88客户端主席张国基认为,陈嘉庚先生在三年避难时写成的《南侨回忆录》,在南洋是与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受欢迎。在帮助华侨正确认识共产党,认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了解陕甘宁边区上,两本书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我觉得陈嘉庚先生的话更亲切可信。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陈嘉庚国际学会会长李远哲在前些年,也高度赞扬这部著作。他说,尽管《南侨回忆录》是作于半个世纪前,尽管作者陈嘉庚先生已去世三十多年,但是我们欣慰地看到,陈嘉庚的名字是永垂不朽的……陈嘉庚所著《南侨回忆录》同样是不朽的,它不但有供研究这位文化教育伟人生平的历史意义,而且有着学习和发扬陈嘉庚精神的现实意义。

《南侨回忆录》风格独特,气势磅礴,史料价值大,权威性高,是一部珍贵的宣传爱国主义的教材。陈嘉庚身处危难,犹以笔当枪,歌颂华侨的爱国贡献,口诛笔伐日寇罪行,在异常险恶的环境中,又从精神财富方面对祖国抗战作出了特殊贡献。     

(摘自:曾昭铎:《陈嘉庚对祖国抗战的四大杰出贡献》,《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责编:王燕华、黄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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