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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华侨爱国统一战线
2021年07月01日09:13  

目前海外华侨、华人有3000万人,国内归侨、侨眷也有3000万人,这两个“三千万”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也是中国国情的一大显著特点。研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至建国初期在华侨爱国统一战线方面所作的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仅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中共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而且对当前中国政府及各级侨务部门也能提供一些可贵的经验教训,对目前的经济建设和侨务工作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把华侨工作列为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三大法宝之一。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全方位展开侨务工作,中共的侨务政策已趋成熟;到解放战争、建国前后,中共侨务工作更加系统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1935年8月发表《八一宣言》以来,中共在斗争的实践中,尤其是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已从原来的不甚重视华侨转变到重视并力争吸引华侨参加到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中来,对华侨的革命性及重要性予以了充分的肯定。1938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会见“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时,不仅高度赞扬了广大华侨的爱国抗日行动,而且向全体海外华侨发出号召:“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同时,表明“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月18 日,毛泽东为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题词,称赞“侨胞用一切力量援助祖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新华日报》也发表文章,赞扬海外千百万侨胞在中华民族革命事业的历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给国内同胞以极大的鼓励和奋勉”,指出“这种爱护祖国,积极参加抗战的热情,真值得我们敬佩!”并“向热诚救国,踊跃捐输,和远涉重洋,回国参战之侨胞,致无限的敬意!”1940年7月7日即抗战三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发表毛泽东签发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其中第17条,强调要“加强华侨工作,设法同印度、缅甸、荷印、安南、暹罗、菲律宾的民族独立运动取得联系,尽量给以帮助,使他们的斗争与我们的斗争配合起来。”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多次研究了对华侨的工作,在1940年内先后4次向中共广东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做好华侨统战工作。1月26日,中央书记处在《关于放手发展琼崖工作给粤委的指示》中指出:“把琼岛创造为争取九百万南洋华侨的中心根据地,创造为党在南方发展广大影响的根据地,创造为培养干部的根据地。”并提出:冯白驹部队只有千人太少了,应在一年内至少扩大至一万人枪,要依靠人民,“可求助华侨”。3月11日,中央在《对广东各项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要“扩大宣传,争取华侨帮助”。11月7日,在《对琼崖工作的指示》里,中央书记处具体指示广东省委:“对沿海渔民及侨民工作,须经常加紧注意,以保证琼岛对外交通的经常联系,使琼岛艰苦抗战能尽可能得到侨胞及国内各种可能的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当国民党向国内及侨胞宣传冯白驹部队不服从命令、破坏抗战,并令取消冯的大队长职务时,中央书记处于12月28日又发出《对海南军事、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广东省委“立即发表告琼崖同胞及海内外同胞书,说明我部队英勇抗战,顾全团结之各种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共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之具体材料,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及可能人员,向琼崖各界及侨胞作深入广泛的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争取对我同情,使顽固派政治上孤立。”1940年5月,朱德奉党中央指示回延安协助毛泽东工作。为了广泛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进一步做好华侨工作,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在延安建立“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简称“海委”),朱德为书记。“海委”的主要任务是,讨论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南进后,组织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以及在军事上争取同盟军共同合作、打击日本侵略军等具体问题。会议讨论最多的是东南亚局势和华侨抗日武装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同时也讨论研究对逃亡回国的华侨的救济和安置问题。“海委”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作了大量具体的华侨工作。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规定要“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华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旋即发动内战。海外华侨纷电国共两党,要求停止内战,用和平方法解决政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华侨社会的和平呼声极为关注。1946年6月24日,毛泽东复电美国华侨海员说:“接获来电,得悉诸位工友呼吁立即停止中国内战,取消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对依靠外力进行内战的行为表示义愤。诸位关怀祖国前途,热爱和平民主,令人感佩兴奋。深望诸位再接再厉,唤起全美侨胞,全美劳工界与各界人士,要求美国当局立即停止对国民党独裁政府的任何援助,撤退驻华美国海陆空军,并撤销已向美国国会提出的继续军事援华法案,使中国和平民主得以早日实现,中美传统友谊得以保持。” 8月9日,毛泽东回电槟榔屿华侨各业总工会暨工团代表大会,指出:“贵会反对内战,呼吁和平,提出各项主张,均切中时弊,甚值敬佩!为我国谋独立民主和平,乃敝党所订建国之基本方针,而解决当前危机局面,则应停止内战,重开政治协商,一切争端均以政治方式解决而好战分子致使内战继续扩大,时局日趋严重。敝党特与海外侨胞与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挽此危局,并本和平民主方针奋斗到底。”10月8日,毛泽东复电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霹雳分部盟员大会主席王廷俊:“贵盟痛恶内战,呼吁和平,所提甚为切中时弊。敝党自日寇投降以后,即以和平民主与独立为奋斗。但国民党好战分子恃有美政府外援,坚持独裁,坚持内战,破坏政协决议、整军方案与停战协定。数月以来,以无理要求作为商谈条件,作掩蔽其进行扩大内战之烟幕,发展至目前,已到最严重阶段。解决的关键为使一月政协决议切实实施。希望海外侨胞诸贤达再接再厉,为祖国之和平民主独立而努力。敝党亦当本此方针,奋斗到底。”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蒋介石被表面的“胜利”冲昏头脑,不顾中共、民盟和海内外同胞的反对,于10月15日在南京召开了非法的国民大会,并通过伪“宪法”。“暹罗华侨建国救乡联合会”等71个团体8万多人,11月22日分电毛泽东、蒋介石、张澜,“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的一党国大”。12月20日,毛泽东回电对他们的正义主张表示敬佩,并说:“全国人民对非法国大和它通过的宪法坚决不承认,今后本党决以恢复政协路线和1月13日的军事位置而奋斗到底。望海外同胞一致努力,以实现祖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为了加强反独裁的宣传阵地,在陈嘉庚、胡愈之、张楚琨和李铁民等爱国侨领的筹备下,1946年11月21日在新加坡创刊了《南侨日报》。爱国侨胞把《南侨日报》称为“民主堡垒”,是“反对美蒋的第三条战线”。《南侨日报》创刊3周年时,毛泽东题词二则:“为侨民利益服务”;“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周恩来题词:“为宣传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应当强调指出,在毛泽东作的重要报告和由他起草、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文件中,对华侨在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及其作用,予以了充分肯定。1947年7月,中共中央颁布纪念“七七”10周年口号中,热烈呼吁:“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爱国青年、爱国妇女、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一切爱国分子,联合起来组织全民族的统一战线, 反对蒋介石的卖国内战独裁,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同年10月,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起草的政治宣言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该政策第一项就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华侨与祖国革命的关系。他说:“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产生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第一届政协会议期间,陈嘉庚、司徒美堂被安排在会议主席团里,陈嘉庚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常委。他和司徒美堂、蚁美厚等6名华侨代表当选为政协委员。由56名委员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中,有陈嘉庚、司徒美堂两名华侨代表。1946年1月旧政协会议,国民党政府竟然不给在八年抗战中为祖国作出重大贡献与牺牲的海外侨胞一个席位,大伤侨心。1949 年新政协会议,“四十五单位代表,海外侨胞居其一,代表名额十五人,证明新政协非常重视海外华侨。”随后,又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统管侨务工作。新政协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在以后颁布的宪法中,都有这一条规定。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有关部门对侨务工作很重视,把“考虑和制订有关华侨的各种政策,作为国家总的政策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中央人民政府、中央统战部、华侨事务委员会为了做好侨务工作,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侨务条例、法令。1952年1月6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海外侨民工作的指示》,分析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各侨居国的情况及华侨的反应,进而指明当前“我国侨民政策的中心点”是:“保护华侨正当权益,为华侨服务,收容被迫回国难侨”;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团结多数华侨,“结成广泛的华侨爱国统一战线”;“对帝国主义和当地政府的迫害行为”进行斗争;全体海外侨胞要严格遵守《政协纲领》和我国的外交政策;“不应参加以直接推翻当地政府为目的的活动”。指示还申明中共不在海外华侨中建立组织,原有的组织“应经过一定步骤做到最后宣布取消”;同时劝告国内各民主党派“不要建立海外支部”。该指示和先后颁布的侨务文件、条例,形成比较系统的侨务政策,说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侨务工作的充分重视。这些条例、文件涉及到了土改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华侨的双重国籍、侨汇与华侨投资及如何开展华侨爱国统一战线问题;也涉及到安置归侨就业、归侨学生就学,国外华侨社团组织、侨校教学、侨报编辑方针等问题;还涉及到对少数民族华侨的政策、华侨婚姻问题及反对敌对势力在侨胞中的挑拨和蛊惑宣传问题等。这些条例、文件符合广大侨胞、侨眷的利益,受到他们的拥护。如《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1950年11月6日由政务院公布)颁布后,“获得了各地华侨、国内侨眷的普遍支持”;《华侨申请使用国有的荒山荒地条例》公布后,“大大鼓舞了归侨、侨眷参加祖国建设的热情”。建国之初,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还加强了对侨务工作组织机构的建设。除中央人民政府下设华侨事务委员会外,一般省区设侨务工作委员会,华侨众多的专区设侨务局,县设侨务科,乡镇建立侨属工作委员会或乡侨务委员会等组织。毛泽东、周恩来、何香凝、廖承志、方方等多次热情接见回国访问、探亲、游览的华侨,向他们问寒问暖;对于侨务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及时予以纠正。

二、重视归侨的爱国热情,加强对爱国侨领的统战工作

对回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华侨,给予热情支持和引导,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是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开展华侨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新加坡华侨女记者黄薇来到延安,毛泽东对她说:“你是唯一的华侨女记者,把自己见到的写出来,向海外报导,这个工作更有意义。”菲律宾马尼拉华侨学生联合会主席庄焰归国辗转来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风趣地称他为“洋包子”。当时庄焰的名字叫“卜一”,毛泽东说:“你的名字三划太简单了,一看就是假的。”提醒他不要自我突出,要通俗化,尤其是在白区工作时更要小心。后来离开延安到东北,他就把名字改了。在延安青年群众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毛泽东亲自把“模范青年纪念奖章”颁发给优秀华侨青年和其它青年,并作了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他说:“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华侨青年在党中央所在地受到重视和重用。如毛泽东的司机是马来亚华侨梁国栋,抗战胜利后他又随军去了前线。1940年陈嘉庚在延安广泛地接触了华侨青年,事后他多次讲在延安参观时华侨青年给他的影响:“这些华侨青年,为了抗日到延安艰苦的地方来,他们有不少是我们新加坡华侨中学和南洋女中的学生。他们没有一个人向我诉苦,而是满怀信心地告诉我,他们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的处境和思想,与国统区的归侨完全不同。”奔赴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华侨,有的成为战斗英雄、劳模和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有的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和解放战争中;有的在建国后成为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政治、军事、外交、教育、侨务等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立功。应该说,他们的马列主义水平和革命人生观,大多还是抗战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培养教育下打下基础的。

爱国侨领是华侨爱国民主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的言行和政治立场对广大华侨有重大的影响。要做好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首要的问题就是争取爱国侨领对中国革命和爱国民主运动的支持。毛泽东付出很大的努力,在各个时期作好爱国侨领的统战工作,并且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

陈嘉庚是爱国华侨的旗帜,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1940年3月,以陈嘉庚、庄西言为正、副总领队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简称慰劳团)回国进行慰问考察,毛泽东电邀陈嘉庚访问延安。在侯西反(南侨总会常委)和李铁民(南侨总会秘书)等人的陪同下,陈嘉庚到延安进行了为时8天的参观访问,受到毛泽东和延安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非常赞赏陈嘉庚的爱国精神,热情地说:“我们的大批中国人在海外,都是我们的同胞,好好宣传爱国主义,大家团结起来救国。”在一次晚餐上,饭桌上只有白菜、咸萝卜干,外加一碗鸡汤。毛泽东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在下蛋,她的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陈嘉庚后来说,这是平生第一次赴这种由重要人物邀请而十分俭朴的宴会,深深感受了毛泽东和陕北军民对海外中华儿女的深情厚意。5月7日晚,延安各界举行“欢送陈嘉庚一行晚会”。毛泽东、朱德、吴玉章、肖劲光等人,以及各界代表共约1000余人出席会议。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欢送词,讲到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时,他说:中国共产党“过去已经为团结而尽最大的努力,取得极大的成绩,现在更要求全国团结,将来也一定能做到坚强的团结,这是可以断言的。在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三先生回去的时候,我们谨希望把我们的意思,传达给海外侨胞。陈嘉庚在延安访问期间,毛泽东还多次邀请他到杨家岭窑洞办公处会晤,毛泽东也多次到陈嘉庚下榻处拜访他。他们会晤中所谈的中心议题:一是抗战问题;二是国共合作问题。毛泽东表示:共产党为了抗日救国,十分珍惜国共两党的团结。同时也指出,对国民党顽固派如不经过斗争是达不到团结抗战目的的。

延安之行,陈嘉庚认为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的谈话极为真挚而诚恳”,“他们对消灭摩擦巩固国共长期合作是极具诚意”。他还看到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勤俭诚朴,公忠而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井然”,“与民众享苦合作,同仇敌忾”的热烈场面。目睹南洋华侨学生与毛泽东、朱德、王明等之间“无敬礼便坐,安然座谈,绝无拘束"。这种“平等无阶级制度”,使陈嘉庚大开眼界,深感新奇和赞叹。他在重庆和返回侨居地途中,如实地报导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和边区的真情实况。陈嘉庚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从而开始产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思想。当蒋介石在一部分华侨中策动反对陈嘉庚,企图动摇其华侨领袖地位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给陈嘉庚以大力支持,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后,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致电陈嘉庚,给陈以极大的鼓舞。抗战胜利时,陈嘉庚安全回到新加坡。11月28日,重庆10个社会团体发起举行 “陈嘉庚先生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送去条幅,上书:“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和王若飞送去的祝词是:“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陈嘉庚的赞赏、信赖和希望之情。

司徒美堂是美洲华侨领袖,在海外“洪门”中享有崇高的威望。1941年1月8日,他和阮本万、吕超然等爱国侨领针对“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爆发之虞”,乃以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名义致电毛泽东、蒋介石,呼吁“相忍为国,团结抗战”。事实上,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他们远在美国尚未得到消息。随即几百侨团发电回国,要求坚持抗战,反对分裂。司徒美堂等的电文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2月20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题为《华侨同胞的正义呼声》社论,表示“我们衷心地敬佩侨胞们对祖国命运的关切胸怀,我们诚恳地同意侨胞们坚持抗战、珍惜团结和实行民主政治的正义要求,我们向洪门同志和千百万侨胞们伸出热烈的友谊之手,愿意大家携起手来,共同为实现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华祖国而奋斗”。3月14日,毛泽东复电司徒美堂、阮本万、吕超然三先生并转告美洲侨胞,对他们 “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不已”。复电披露了皖变的真相并阐明了中共的政治立场:“中国今日决不能同时进行既对外又对内之两个战争,必须完全取消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计划,并驱逐亲日派,团结全力,以与日相博斗,抗战始有胜利可期。自蒋介石下令消灭皖南新四军及于1月17日发表宣告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及将该军军长叶挺交付法庭审判之反革命命令以后,国共合作,已遇严重之危机。国民党中亲日派与反共派之横行,已直接给予全民抗战以极大之损害。当此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时,亲日派分子如不被驱逐,反共派分子如不放弃其两个战争的计划,一党专政如不取消,民主政治如不实行,三民主义如不兑现,总理遗嘱如不服从,中华民族之前途,必被葬送于此辈之手。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迄未稍变。惟对于亲日派及反共派危害抗战之滔天罪行,不得不谋所以制裁之道。业向政府当局提出时局善后办法及临时办法各十二条。尚祈公等一致主张,予以赞助,以期迅速见诸实行。团结幸甚,抗战幸甚。”1942年春,司徒美堂自香港脱险,秋天辗转到了重庆,受到中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口头转达了毛泽东“欢迎美堂先生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延安”的邀请,并赠送延安生产的羊毛毯子、陕北小米、河南小枣。司徒美堂复函向毛泽东表示了敬意和谢意,只因须赶返美国,未能赴延访问。他晚年居京,对秘书多次谈到:因为陈嘉庚先生去过延安,而他未去,一直引为憾事。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表“纪念五一节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联合政府问题,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国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和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对司徒美堂是个很大的鼓舞和帮助。他与中共华南分局连贯深入交谈后,挥笔写下《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随后,他又起草了《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对召开新政协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表示热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陈嘉庚在新加坡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声明否认蒋介石为中国总统。

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分别起草了邀请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的电文。在给陈嘉庚的电文中说:“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盛望,众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毛泽东热忱邀请司徒美堂“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如旅途尚需时日,亦祈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利进行。”陈嘉庚、司徒美堂和其它华侨代表从海外各地先后抵达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在一次宴会上,毛泽东说:“我们这一桌什么人都齐了:有无产阶级李立三;有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珩;有工商界前清翰林陈叔老还有妇女界廖夫人及华侨两老人……这是统一战线的胜利。”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在中南海勤政殿前,毛泽东高兴地与陈嘉庚合影。陈嘉庚作为华侨小组的召集人和以华侨首席代表的名义向大会致词,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献,代表华侨民主人士和海外侨胞“愿无保留予以接受”,并“努力促其实现”。司徒美堂代表美洲华侨向大会祝贺:“我这一生为祖国出的力很少,但我唯一能引以为豪的是:我在任何时候都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这两位爱国侨领代表海外1000 多万侨胞,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陈嘉庚又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w88客户端主席等重要职务。党和人民委陈嘉庚、司徒美堂以重任,是全国各族人民和千百万海外同胞的共同心愿,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关于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结出的丰硕成果。

建国初期,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对爱国侨领的建议和意见十分重视,继续保持和发扬了战争年代中共与海外侨胞坦诚相待、携手合作的亲密关系。

1950年2月,司徒美堂请毛泽东为广州《华侨新闻》月刊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共同奋斗”。1951年3月初,司徒美堂到广东侨乡视察土改,以其所见所闻,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粤中侨乡的土改》(后印成单行本)。途中司徒美堂上书毛泽东,报告土改情况,并转去农民的礼物。不久,毛泽东复信:“美堂先生:4月14日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同志们送的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以谢意。先生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6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敬祝健康,毛泽东4月27日”。毛泽东经常把各族人民献给他的名贵礼物中的补品,如鹿茸、人参、麝香、川贝、枸杞、北芪、田七之类的东西转赠给政协老人。80多岁的司徒美堂所获尤多。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使美堂老人联系到1949年,毛泽东赠送他皮大衣御寒和特制坐兜代步的事,内心深为感动,特上书感谢。这件皮大衣于1987年送到广东开平“司徒美堂纪念馆”中,作为革命文物陈列。1950年冬抗美援朝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司徒美堂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旅美六十九年》长篇回忆录。毛泽东开会时与美堂见面,多次称赞:“老人家,文章写得好啊!我每天都看。”回忆录印出单行本,由内务部谢觉哉部长作序,并由美堂呈送毛泽东一本留念。1954 年9月在北京怀仁堂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国人民的第一部宪法。毛泽东在开幕时,号召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司徒美堂和许多老人热泪盈眶。美堂写了一篇文稿,叫做 “为了人民幸福,投毛泽东一票”,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

毛泽东与陈嘉庚的爱国情谊也是十分深厚的。1951年10月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陈嘉庚在大会发言中说:“华侨一向期望祖国独立、自由、民主、强盛,现在这个希望完全成为事实了。就是因为如此,华侨已经不是所谓‘海外孤儿’,而已经有了一个伟大的慈母,这就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迫害归国的侨胞受到祖国人民政府的关心照顾,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只有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能够如此。” 1951年5月陈嘉庚致函毛泽东,请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题字。毛泽东即席命笔:“集美解放纪念碑,毛泽东”,并复信:“陈委员: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写了集美解放纪念碑七字,未知合用否?先生近日身体如何,时以为念! ……”毛泽东亲笔题词的“集美解放纪念碑”和陈嘉庚亲手书写的碑文,高高竖立在集美鳌园内。解放初期,陈嘉庚认为福建有12万平方公里土地,有1200万人口,竟没有一寸铁路,这种落后状况应该改变。陈嘉庚在1950年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中提出了修建福建铁路的建议之后,又一再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重申这一请求。毛泽东、周恩来采纳了他的建议,鹰厦铁路于1954年正式动工,不到两年全部建成通车。陈嘉庚不顾年迈体弱,亲临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和中南各地考察,他连续不断地向毛泽东、周恩来和有关领导写信,反映情况,提了15项提案建议。陈嘉庚祖国万里之行结束后,于1956年元旦发表了题为《伟大祖国的伟大建设》一文。他说:“我的总观感是: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做我们前人从没有做过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幸福。”

三、简短的总结

统一战线是中共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团结各民族、阶级、集团以及一切爱国人士,为实现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而结成的广泛联盟。作为这个联盟的重要政治基础是爱国和革命。毛泽东关于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共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之一。我们在研究和总结民主革命和建国初期,毛泽东在华侨爱国统一战线上所作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显著成效时,也应认真地、科学地吸取在左的干扰和在“文革”期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党的侨务政策和侨务工作遭到严重破坏,成为“重灾区”,给中国造成重大损失的深刻教训。只有认真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才能把新时期我国的侨务工作做得更好和稳妥一些。

(摘自:曾瑞炎:《毛泽东与华侨爱国统一战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责编:王燕华、刘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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