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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恩来对侨务工作的贡献
2021年07月01日09:09  

周恩来是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创立者和实践者,其一生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并提出了系统的统战思想,他的侨务实践与理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研究周恩来的成果琳琅满目,但对其侨务实践及思想还鲜有论及。本文即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一、深入侨心的统战工作

追溯周恩来对华侨的爱国统战工作,要从他寻找革命道路时探源。1920年11月,周恩来随大批寻求救国真理的青年留法勤工俭学,便开始了对华侨进行爱国统战工作的生涯。

1921年夏,在法国某些官僚资本家的策划下,中国北洋政府派专使到巴黎密谈卖国借款事宜。6月中旬,周恩来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和赵世炎、蔡和森等联络旅法华人(包括华侨和留学生)各团体负责人,共商对策并调查借款内幕;同时和华工领袖袁子贞等联络旅法华工会等团体数次集会,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领导拒款斗争。随后,他带头发起并组织旅法华人两次召开颇有声势的拒款大会,发动号召国内同胞和各国华侨“联合一致以反对非民意之借款”,最终迫使法国政府宣布停止借款。这场反对强大的中法政府借款斗争能够取得胜利,以周恩来为首的留法学生对法国华侨成功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为后盾是重要原因之一。

1923年5月,山东临城发生劫车案,其中有一批外国旅客遭劫持。各列强趁机向中国政府提出在华设万国警察,旨在攫取中国铁路管理权。旅法华人闻讯,强烈愤慨。7月上半月,周恩来等连续三次发起并参加各华人团体召开的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集会。其中15日在巴黎召开的旅法华人反对国际共管中国铁路大会上,周恩来慷慨激昂地进行演讲:“国事败坏至今,纯由吾人受二重之压迫,即内有冥顽不灵之军阀,外有资本主义之列强。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会上还散发了周恩来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会后成立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领导斗争,周恩来为负责人之一。同时国内各地纷纷举行各种抗议斗争。最终使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阴谋胎死腹中。

在领导法国华侨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中,周恩来还注意发现和培养华工中袁子贞、马志远等有觉悟的先进分子,将他们吸收到党团组织中来并委任领导职务。他们经过锻炼,先后回国投身革命,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根据国内斗争的需要,周恩来回国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间,他和黄埔军校党代表、美国归侨廖仲恺“一起合作共事,亲密相处,真诚无间”,共同为推进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而斗争。廖仲恺遇刺身亡后,周恩来参加了追悼活动并参与审理廖案,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还写了一篇《勿忘党仇》的纪念文章,赞扬纪念廖仲恺,谴责暗杀分子。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即对海外华侨和归侨做了一些开拓性的统战工作,这些构成了党的早期统一战线工作的组成部分,为他以后深入开展对华侨的统战工作打下了基础。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战斗在国统区,并直接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工作。南方局设有华侨工作组,暹罗归侨蔡楚吟、伍治之妇夫就在该组工作。周恩来亲自同港英当局交涉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指示办事处要“在香港建立一个对南洋和西方各国华侨、进步人士的宣传据点”。办事处及其负责人廖承志根据周恩来及党中央的指示对海外华侨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

1940年7月,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率领南侨慰劳团回国到各地慰劳考察结束返渝,周恩来闻讯亲到下榻处与陈会见。他向陈介绍了共产党对抗战时局的主张,指出:“国共合作是历史的潮流”;“顽固派搞磨擦是不会得逞的”。虽是初次见面,两人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陈嘉庚评价周恩来道:“周先生何等儒雅,何等英明”,是难得的“国家栋梁”!周恩来认为陈先生是“很爱国的,很公正的”,有“可贵的民族气节”。从此,两人互有电报来往,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42春夏,美国著名侨领司徒美堂万里迢迢回国抵渝,周恩来等闻讯后前去看望,后又派车将他接到红岩村,举行欢迎会。他们进行了坦诚的会谈,并一起合影留念。对此,司徒美堂回忆说:“1942年夏天,我在重庆应周恩来的邀请出席了茶话会”,他向我阐述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敌的情况。从此,我确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造谣中伤都是谎言”。当然,仅仅是一次见面,不能完全消除他“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持保留态度”,但他毕竟据此了解到一些国共两党的情况,对两党的认识有所转变,成为以后他拥护共产党、抛弃国民党的契机。

陈嘉庚、司徒美堂都是同盟会元老,信仰的是三民主义,对共产主义感到陌生。但他们都在抗战时期回国首次接触共产党人并初步了解其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从此开始了对国共两党态度的转变——对国民党由同路共进转向分道扬镳,到最终抛弃;对共产党由陌生疏远到熟悉亲近,最终成为挚友。这里原因是多方面的,周恩来对他们卓有成效的爱国统战工作也是其中之一。

除了爱国侨领外,周恩来还尽所能及地做一般华侨的统战工作。“七七事变”后,暹罗(即泰国)的杜英等30多名华侨工人关心祖国时局,于1938年联名给武汉的周恩来写信反映华侨的思想状况,向他请教抗战问题。不久,他们喜出望外地收到周恩来的亲笔复信。信中赞扬暹罗侨胞关心祖国命运的热忱,详细解答了他们提出的疑难问题,最终得出结论是“抗日战争必将是以中国人民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周恩来的信深入浅出,精辟入理,使侨胞们茅塞顿开。该信随即以《周恩来论抗日形势》为题发表在《曼谷时报》上,轰动了曼谷华侨社会,不久,暹罗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40年9月,新加坡侨报《南洋商报》记者张楚琨和高云览归国抵渝。周恩来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采访,赞扬他们“是海外的进步记者,做了不少抗日工作”,并阐明了中共的抗日主张,揭露了国民党搞反共摩擦的行径;接着认真听取了张楚琨汇报南洋华侨抗日救亡的情况。借采访之机,张楚琨提出《南洋商报》董事经理傅无闷委托他在国内物色一位高水平的编辑协助办报,请求周帮助。周恩来欣然应允,并安排在香港的廖承志予以妥善办理。

纵观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的侨务实践,可以体会到其工作深入具体:远到海外,近至国内;上至华侨领袖,下到普通华侨;从同盟会元老、国民党左派到广大华工、华侨记者、侨商等,其工作确实深入侨心。当然,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他只能侧重侨务实践,还未形成理论体系。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长期担任国务院总理,日里万机,国务繁忙,但仍十分重视并做了大量的侨务工作,尤其在侨务政策和理论方面卓有建树,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其一,主持或参与制定了许多侨务条例和法规。诸如《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关于华侨申请使用国有的荒山荒地条例》《过渡时期党的国内侨务工作方针》《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等等。这些具有开创性、政策性很强的条例、法规的制定和公布,凝聚了周恩来的许多心血。

其二,妥善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双重国籍是旧中国长期遗留下来的一个繁难复杂的问题。它“使华侨处于困难的境地”,“常常引起中国同有关国家之间的不和”,也为某些国家挑起纠纷、煽动排华提供借口,给处理国家关系带来难题。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宣布,我国一定要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首先要同已经建交的东南亚各国解决。翌年4月,周恩来在参加亚非会议期间,代表我国政府首先同印尼政府签订了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亚非会议后,按照这个原则,我国相继同东南亚一些国家妥善地解决了这一历史问题。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很大努力。侨领陈嘉庚赞扬说,“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政策,体现了我国关心华侨的切身利益”,也“进一步推动和加强彼此的关系”。

其三,关心国外华侨,并尽力争取和帮助滞留在西方国家的向往新中国的华侨归国。作为新中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经常出国访问或代表我国参与国际事务,他也经常抽暇看望当地华侨,同他们座谈,关心他们,其事例很多,不必列举。

新中国的建立,犹如磁力巨大的磁场,强烈地吸引着海外赤子,他们络绎不绝地归国报效。但其中有不少人回国时受到西方国家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阻挠,历经艰险曲折。“他们的回国,周恩来是费了不少心血的”。如他争取和帮助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学森回国就是典型事例;还有曾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晚年叶落归根,也“渗透着周总理的心血”。

其四,关心归侨和侨眷。1951年春天,一名在国外遭受帝国主义迫害的难侨回到北京。周恩来对侨胞们遭迫害深表关怀,在他亲自主持的政务院会议上,专门请这位难侨汇报海外华侨受迫害的情况。为解决一般归侨和大批难侨的生活和工作问题,建国初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关怀下,拨出专款在海南岛等地创办了一批华侨农场以安置归侨。1958年7月5日,周恩来在广东侨乡台山县视察时,同印尼、加拿大回国的三位归侨座谈,征询他们对侨务工作的意见,并访问两户侨眷;还向县委打听亚非会议期间曾组织华侨接待中国代表团的归侨关崇润,派车把关接来,亲切慰问。再如司徒美堂、陈嘉庚、李四光、钱学森等得到过周恩来的多方面关怀;李宗仁在“文革”期间更是得到周恩来的尽力保护而免遭迫害。无微不至暖侨心,“于细微处见精神”!

在周恩来的晚年,即“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日夜操劳,殚精竭虑,积劳成疾,仍然关心侨务工作。1971年11月,周恩来亲自指示成立华侨问讯处,协助华侨、归侨和侨眷查找亲人的下落。中美关系解冻后,他多次接见回国访问的美籍华人科学家,与他们恳谈中国的科技事业。

以上概要介绍了周恩来一生所做的侨务工作,由此说明,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开展华侨统战工作、付出心血最多、最得侨心的一位主要领导人,是党的侨务工作和侨务政策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

二、真知灼见的侨务思想

实践出真知,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周恩来的侨务实践与理论也体现了这一辩证关系,他在大量侨务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许多富有建树的侨务思想,是他系统完整的统一战线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侨务思想概括如下。

第一,华侨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自周恩来与华侨交往伊始,即把他们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但当时还没有升华到理论高度。1940年7月,周恩来接受侨报记者张楚琨、高云览采访时说,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全体南洋华侨要团结在陈先生的周围,“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在统一战线中做好工作”。这说明抗战时期周恩来已经从理论上强调华侨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但还不够系统。建国后,周恩来对这一思想多次加以论述。1949年9月他在政协会议期的报告或发言中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它的任务是团结各个阶级“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为着这个任务,我们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结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了二十八年的主张”,也是各民主党派、各阶层、各团体及国外华侨“所拥护和赞助的”。1962年3月,周恩来在二届三次人大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包括爱国侨胞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已经发挥、并且将继续发挥它的重大作用”。不但如此,周恩来还认为华侨是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力量,他们将“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的爱国事业作出贡献”。

客观地说,党的主要领导人从抗战时期开始明确提出华侨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的思想并非周恩来一人,但对此加以全面论述和反复强调,不但认为华侨是党领导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它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如此深刻的认识,还没有人超过周恩来。

第二,保护华侨的正当权利。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大量华工被殖民者掠夺贩运国外,成为华侨。清政府无力保护他们,使其成为寄人篱下的“海外孤儿”。孙中山虽了解华侨的悲惨处境并力主保护华侨,但因他领导的革命屡遭失败,对此心有余而力不足。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均没有履行保护华侨的职责。华侨的悲惨处境依旧没有改变。

新中国建立后,广大华侨扬眉吐气,感到有了强大的靠山。周恩来多次声明:中国政府保护海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1949年11月19日深夜,法国驻越南武装部队包围了永安省青铃与流冈两个华侨经营和居住的农场,制造流血惨案。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国政府照会法国外交部长舒曼表示强烈抗议。照会指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乃我政府不可动摇的政策。……法国武装部队对我越南华侨的暴行,是我们中国人民所不能忍受的,其全部责任应由法国政府负担。”1950年10月30日,新加坡《南侨日报》创刊三周年,周恩来为其题词道:“为宣扬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1954年6月,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两国代表就侨民问题进行初步谈判。周恩来指示我方谈判的首要方针是提出“保护我国在美侨民、留学生的权益问题”。1958年10月,周恩来接见新加坡官员戴维·马歇尔时又重申,华侨的“正当权益应该受到尊重而不被歧视”。上述一系列言行说明,周恩来保护华侨正当权益的思想是明确而坚定的,并付诸实践。代表新中国庄严地履行保护华侨的职责,这是以往历届政府及其领导人所难以企及的。

第三,华侨要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制度,不参与当地的政治运动。1951年7月,周恩来领导成立了党内指导对外活动的党小组,随后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海外侨民工作指示》,确定对华侨的工作只做公开与合法的援助祖国的工作,“不应该参加以直接推翻当地政府为目的活动”;后来又强调,华侨在所在国,不介入当地革命运动。周恩来认为,“华侨在国外从事各行各业,而每一个国家都有一套法律,不论从事哪一行的华侨都要守法,按照法律手续办事”;我们在国内强调遵纪守法,同样“在国外也应该守人家的法。这一点很重要”。1956年11月至12月,周恩来在越南、柬埔寨、缅甸各地访问时反复强调,华侨既要联系中国的实际,也要联系侨居国的实际,应该尊重侨居国的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凡是选择当地国籍的,就不应该加入华侨团体;仍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就不应该参加当地政府的政治活动。当地政党及其选举,其他政治组织,华侨都不能参加。他还多次重申:“我们也不在华侨中发展共产党或其他民主党派的组织”,以免引起误会和同当地运动纠缠在一起。如果华侨要参加党派组织或政治运动,可以回国去参加。1967年6月,受国内“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影响,缅甸仰光华侨学生因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并发生流血事件(即“六二六事件”)。后来缅甸总理奈温访华,与周恩来会谈时,对“六二六事件”表示“深切的遗憾”。周恩来表示:“一九六七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也不赞成”;“我们对华侨和华侨所在的国家都宣布,侨民应该服从所在国的法令,不应该违反所在国的法令,要按照所在国的习惯生活和工作”。

以往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模糊或不正确的,如中共早期领导人萧楚女就主张:“华侨如果要求革命,便应当与海外一切的党派(只要是受帝国主义打击的),都结成亲密的同盟”。实践证明,这种思想是脱离实际的。它既给侨居国带来某种不安定因素并制造排华借口,同时也给华侨自身带来困难处境甚至严重后果。周恩来正是总结这两方面的教训,从实际出发而提出这一思想的,因而是符合实际的。

第四,鼓励华侨加入侨居国国籍,与当地民族融合。在华侨选择国籍的问题上,周恩来的态度是,在“尊重本人的意愿”的前提下,使华侨尽量参加所在国国籍。1956年10月9日,周恩来与新加坡某官员会谈时说,“中国政府愿意看到新加坡的中国人取得他们自愿取得的新加坡的公民资格,完全忠于他们所在的国家”。周恩来还多次对华侨选择国籍问题进行解释教育。如1956年6月4日,周恩来在印尼雅加达就双重国籍问题对华侨讲话说,“侨胞如果根据自己本身的利益,选择了印度尼西亚国籍,中国大使馆、领事馆将无保留地予以支持,不会有一点为难,有些侨胞可能会担心,选择了印度尼西亚国籍,华侨就看不起他了,说他忘掉祖国了。不,不应该采取那样的态度。我们应该采取赞助和友好的态度。”同年8月4日,他在接见即将回国述职的缅甸驻中国大使吴拉茂及11月26日访问柬埔寨贝昂希腊累时,又对华侨加入当地国籍问题加以解释。周恩来鼓励华侨同侨居国人民通婚,认为只有他们与当地人结婚,能善于与人同化,才能和人家一道前进。他还认为,华侨经济是侨居国民族经济的组成部分,应该纳入当地经济发展之中。周恩来这些独到的见解,预见到了华侨社会的发展趋势。当今,海外华侨大多数加入了当地国籍,同当地民族融合同化,变“落叶归根”为“就地生根”,说明了周恩来这一思想的远见卓识。

第五,“妥善地照顾在国内的侨眷和安置归国的华侨”。周恩来始终认为:“华侨工作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侨居在国外的;一个方面是他的眷属在国内,或者回国工作、学习的。”而国内侨务工作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妥善安置和照顾好归国华侨,二是做好侨眷的工作,发挥他们参加生产和建设的积极性。对此周恩来主张“一视同仁,适当照顾”,即政治上关怀,生活上照顾;要正确对待和具体分析归侨的“海外关系”。周恩来认为,侨汇是华侨在外正当劳动所得,用以赡养国内家属的汇款,“是我国外华侨的切身利益和广大侨眷的生活依靠,是侨胞、侨眷的正当权益之一,国家对侨汇坚决保护”,实行“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政策;坚决禁止“挪用、侵吞、冒领、盗取侨汇”的违法行为。海外华侨和国内眷属血统相连,安排好侨眷的生活,才能使华侨心向祖国,进而调动两者支援和参加祖国建设的积极性。周恩来这一思想充满了辩证的哲理。

以上介绍的是周恩来侨务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他还有吸取当地民族的特长,学习当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华侨要团结互助,发扬爱国爱乡的传统等等,不再尽述。分析周恩来的侨务思想可以简要地总结出如下特点:一是内容丰富,全面系统,涉及侨务政策的方方面面。在党内其他主要领导人中,还没有人作过这样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二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周恩来的侨务思想多为他从亲身的实践或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真知灼见,因而经得住历史与实践的检验。比较而言,孙中山也曾提出过令人称道的侨务思想,但遗憾的是往往良好的主观愿望与艰难的实践无法统一。从更深的层次理解,这反映了二者各自所代表的政党侨务政策的差异。三是远见卓识,睿智深邃。体现了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近期工作与长远目标,国内与国外的有机结合。

三、价值宝贵的历史遗产

周恩来的侨务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宝库中珍贵的历史遗产,大大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在当时乃至现在和将来均有重要作用和影响。1984年4月,习仲勋在全国侨办主任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始终亲自过问侨务工作,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其中不少文件至今仍是指导侨务工作的重要依据”。1989年12月,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在第四次全国归侨代表大会上致词时评价说:“建国以后,周恩来同志亲自过问和处理了大量侨务工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这些评价恰如其分。通过考察周恩来的侨务实践与理论,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周恩来的侨务工作及其思想,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侨心。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可以发现,华侨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及国共两党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年广大华侨踊跃支援和参加辛亥革命,与孙中山及其缔造的中国国民党结下不解之缘。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旅俄华侨沟通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分子的联系。华侨积极支持和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仆后继地参加国民大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华侨继支援辛亥革命后形成轰轰烈烈的第二次爱国高潮。同时,他们又是推动和维护第二次国共合作、反对分裂投降的重要爱国力量。全国解放时期,华侨社会出现大分野,大多数华侨转向人民革命阵营一边,抛弃国民党蒋介石。纵观华侨爱国史不难发现,广大华侨走的是一条曲折的爱国道路。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由亲近到疏远,由跟随到抛弃;对共产党由疏远到亲近,最终侨心归向共产党,实现百年的爱国归宿。这里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尤其是统一战线政策为广大华侨所拥护和接受。而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中,无论对华侨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上,还是在侨务理论方面,属周恩来的贡献最突出。他的侨务实践及理论,他所制定的侨务方针政策,是党和新中国各项方针政策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和代表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赢得了广大华侨的衷心拥护,因而,说他为党和国家赢得了侨心是符合实际的。

第二,周恩来的侨务实践及其理论价值宝贵,影响深远。研究周恩来的侨务实践与理论,不仅仅在于论证它多么高明、伟大及在当时起到了什么作用,重要的是看它对我国当今和未来制定侨务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乃至外交政策等有什么指导和借鉴作用。周恩来始终强调的华侨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的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就是在现在和未来仍将起重要作用;当年由周恩来亲自制定的解决华侨双重国籍的政策,80年代已经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中,成为我国一项长期国策;周恩来一贯主张的保护华侨、归侨和侨眷的正当权利和合法权益的思想,也早已载入我国宪法,其中对归侨和侨眷“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八字方针,现在发展为“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十六字方针。再如,新时期邓小平强调的“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江泽民所重申的中国政府历来努力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同时要求他们遵守侨居国的法律,鼓励他们与所在国人民友好相处,为所在国的经济繁荣作贡献等,均是对周恩来侨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此说,周恩来的侨务思想地位重要、作用重大,熠熠生辉、价值不朽。

第三,观察处理侨务问题的高瞻远瞩、博大精深。侨务工作政策性很强又很敏感。周恩来制定的侨务政策及其体现的侨务思想,既着眼于处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又切实地考虑到广大侨胞的实际利益;从我国和平的外交战略出发,从华侨切身利益着手。如他在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时既强调要和侨居国“根据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原则,经过友好谈判”,加以“合理的解决”,又重申华侨在选择国籍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本人的意愿”。这既“有助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推广”,又“体现了我国保护华侨正当权益与利益”的政策。再如,在争取李宗仁归国问题上,起初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原国民党人士对此不理解,甚至提出反对意见。周恩来“不厌其烦地加以解释”, “促请大家关注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发展”;说服大家看形势应当高瞻远瞩,要看大的方面,不要尽看鸡毛蒜皮,要看到李宗仁回国可以在另一方面发生影响。果然,李宗仁毅然回国及中国政府的欢迎态度,在台湾、美国乃至全世界产生巨大的震动,正如程思远所评价道:“周总理所关心的不是李宗仁个人,而是祖国的统一大业。李宗仁先生的归来,也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对李个人的争取,而是为发展和扩大党的统一战线作出一个榜样。”程思远这个评价是很恰当的。

第四,周恩来的侨务理论与实践及其雄才大略和伟大人格,在广大华侨、华人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考察周恩来的侨务理论及其实践的效果如何,仅仅从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方面考察还不够,还要看华侨对其反映如何才更为全面。据当事人回忆,在亚非会议的十多天里,周恩来的下榻处,常常有秩序地围着一个二三百米长的半圆形人群,远近老幼的侨胞们都想一睹新中国总理的风采。他们说:“仔细看看新中国的总理,这一生也值得了。”其场面十分感人。再如1956年12月,周恩来访问缅甸,在仰光华侨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讲话时,被20多次热烈的掌声所打断,这些足以反映侨胞们对总理的爱戴之情。侨领陈嘉庚曾多次高度赞扬周恩来“是再生的诸葛亮”,而其“丰功伟绩远远超过诸葛亮” ,“总理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内才、外才都很高” ,“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 ,“一代英豪”。加拿大华人学者林达光赞扬周恩来说:“他关怀华侨,因为他知道老一辈的同胞为甚么被迫离开祖国到外国谋生,中国对华侨的政策,不但为当地政府所赞许,也受到侨胞们的欢迎。”美国知名华人学者赵浩生赞扬周恩来是“永远在人们心中飘扬闪耀”的“一面光辉的红旗”。泰国华文报《中华日报》高度赞扬“周恩来总理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伟大政治家,也是世界杰出的外交家”。海外侨界对周恩来有口皆碑,举世同钦,这是周恩来的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

(摘自:任贵祥:《论周恩来对侨务工作的贡献》,《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责编:王燕华、刘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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