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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侨务思想的精髓及其时代意义
2021年07月01日09:08  

邓小平侨务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方面,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侨务工作的“拨乱反正”和创新发展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为更快、更好地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发展,邓小平对侨务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寄予了深切的期望,发表了许多非常著名、十分重要的讲话。进入21世纪,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加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走出去”等战略的今天,深入理解邓小平侨务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海外关系”是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人们谈“侨”色变,避之唯恐不及,谁有“侨”的身份和“侨”的关系,就会被列入不可信任之列,横遭迫害。这种极端黑暗、反动的逻辑,几乎使我国侨务工作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文化大革命”结束,百废待兴,迫切需要正本清源,把被颠倒了的东西正过来,还历史以真实面目。“海外关系”敏感论,实质上是一种封闭的、极左的、反科学的论调。

1977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严肃地指出:“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关系(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这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四人帮’胡说‘地、富、反、坏、侨’,把华侨同地、富、反、坏并列起来。这种错误政策一定要纠正过来,要做大量工作,进行政策教育,全国执行。”这就是邓小平有名的“海外关系论”。

“海外关系”固然有它的复杂性,但“海外关系”无疑是推动现代中国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这主要是因为:

中国发展需要“海外关系”,而且越多越好。当代中国的发展不再是自给自足、小农经营、闭关自守式的发展,而是在经济全球化、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地球村”愈益紧密大环境中的一种全新的发展。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需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丰富我们的思想,活跃我们的实践,提高我们的生产力,进而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不断提升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中国应该、也完全有可能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海外关系”是增进彼此间了解、友谊与合作的桥梁,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海外关系”的意义并不在于“关系”本身,而在于这种“关系”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实际上,华侨华人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外交等各个领域,都是一种难得的积极因素。其所发挥的作用有的来自于他们所具有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方面的优势,有的来自于在居住国较好的人脉关系以及在当地、在区域间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商业网络优势。

“海外关系”之所以蕴藏着如此巨大的能量,是由它所具有的文化、种族及经济等多种特质所决定的。华侨华人由于炎黄血脉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与祖(籍)国具有较多的联系,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他们对“根”和 “祖国”的眷念乃至报答之情是非常浓厚的。如果中国政府相关政策得当,这种深切的、持久的情感所产生的作用将可以发挥到极致。而中国的发展机会又使这种与生俱来的情感更加实在、更具有生命力。

4.改革开放之初,“海外关系”显得尤其重要。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进步,从对抗走向合作,特别是要使我国经济发展驶入前进的快车道,“海外关系”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海外关系”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因为它可以打开中国对外的各方面关系。由此使中国与世界更便捷、有效地连接起来,彼此促进,中国之于世界的意义更加积极、丰满和突出。今天,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构筑“和平发展”蓝图,仍然需要这种“海外关系”的强力支撑。“海外关系”的作用是不管怎样评价也不过分的。

二、关于“中国的华侨政策没有变”的问题

中国的华侨政策始终为海外侨胞及其居住国当局所关心。20世纪50年代,中国先后与印尼等国签订了关于国籍问题的双边协议,郑重承诺中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并鼓励华侨根据自愿原则加入居住国国籍。这一政策对于海外华侨加速融入当地社会,更好地在当地生存发展,以及促进中国与华侨居住国双边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十分明显的积极作用。

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政府的侨务政策总是戒心重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的国家如越南、印尼等并未真正善待那些已加入当地国籍的中国移民,甚至没有给予他们正常的国民待遇,反而存有诸多歧视,限制他们的发展空间,使他们的基本人权都难以得到保障。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重新恢复侨务机构和相关政策,一些国家误解泛起,越南等国开始有计划地排华,无论华侨华人,均加以迫害,制造了许多人间惨剧。中国的侨务政策如何,不仅关系到华侨在海外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国内归侨侨眷的权益保障,而且关系到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是十分敏感而重要的问题。

在邓小平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重申中国的华侨政策,并要求侨务部门落实好华侨政策,各有关部门遵照华侨政策办事。1978年,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与当地政府首脑会晤、接见华侨华人代表等许多重要场合都谈到中国的华侨政策问题。邓小平告诉大家:“中国的华侨政策没有变”。让周边国家吃了一个定心丸,让华侨华人感到了“中国”二字的份量。

邓小平讲的中国没有变的华侨政策,指的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制定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政策。关于华侨华人政策,邓小平强调的有三条:第一条,中国政府赞成和鼓励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凡是加入居住国国籍的,“应该全部履行所在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第二条,根据自愿的原则选择国籍。对于入籍与否,不能勉强,更不能强迫。对于实在不愿加入外籍仍保留中国国籍的,应鼓励他们“遵守居住国法令,尊重居住国风俗习惯,同居住国人民友好相处,尽其力所能及的力量同居住国人民一起,帮助居住国发展。对于这一部分华侨,理所当然地按国际惯例,保护侨民的合法权利。”第三条,中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华侨入籍当地后,就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关于国内侨属政策,邓小平多次指示要尽快落实,凡是错误的东西要尽快纠正过来。

虽然邓小平谦逊地讲的是重申以往的政策,但是仍然显露其深邃的战略眼光和伟人的个性魅力。第一,赞成和鼓励华侨入籍当地,不承认双重国籍,这是我国政府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华侨、华侨居住国和中国多赢的政策。第二,在赞成和鼓励华侨入籍当地的同时,同时强调华侨入籍当地后应全部、平等地享受作为当地公民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义务和权利是统一的。这也是对东南亚一些国家不信任、歧视乃至排斥华侨的有力回击。第三,赞成和鼓励华侨入籍当地,不是也不能是强迫行为,对于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要切实保护其合法权益。“中国政府有责任保护他们(指华侨)的合法权利。”第四,要充分注意到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的敏感性及其所具有的较强的政策性和原则性。正如邓小平所说:“对外籍华人的政策和讲话,要十分郑重,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特别是东南亚。”

20世纪70年代后期,针对越南当局的排华逆施,邓小平说,“中国政府不讲话是不可能的,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国政府对此一言不发,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骂我们。” 1979年中国被迫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也是对越南恶劣排华行径的一种有力回击。

邓小平所重申的三条基本的华侨政策,至今仍是我国华侨政策的基本内核。

三、关于“华裔专家是活的宝贝”的问题

在我国现代化的建设中,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关键之所在。当代世界竞争的核心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邓小平强调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从战略的高度、国际化的视野来审视科技和人才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更为难得的是,他把引进国外智力,特别是华侨华人智力,作为加速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环节。邓小平的名言是:“华裔专家是活的宝贝”。他们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是我国引进智力的重点。“华人中有很多人才,如李政道、杨振宁,多几个这样的人才就好了。”华裔专家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针对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说:“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邓小平不仅高度重视发挥华裔专家的作用,而且为吸引他们回国工作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早在1977年,他就指出:“有一批华裔学者要求回国。……我们要创造条件,盖些房子,做好安置他们回国的准备工作。他们回国总要有个家,总要有必要的工作条件吧!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到:“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要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邓小平礼贤下士,多次接见海外著名华裔科学家,虚心听取他们对国家经济、科技发展的意见和建议。1984年,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时,就采纳了李关于在我国建立博士后制度、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加速基本粒子研究等建议。在邓小平的亲自关心下,我国建立并逐步完善了一套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工作、为国服务的政策和措施。

概括来说,邓小平关于引进海外人才和智力的思想主要有这样一些内容:一是利用国外智力,引进华侨华人人才,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要高度重视。二是华侨华人人才是我国可以发挥的宝贵资源优势,是“活的宝贝”,是我国引智的重点,要加以珍惜、加以尊重、加以重用。三是引进海外人才要以爱国主义为旗帜,唯才是举。四是积极创造条件,吸引海外人才回国(来华)工作。既要提供好的生活条件,做好相关安置工作,又要提供好的工作条件,还要有制度创新。五是引进海外人才和引进智力、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并举。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人才是最根本的保证。关于发挥华裔专家作用的重要论断是理解邓小平侨务思想战略意义的一把钥匙。

四、关于华侨华人是中国大发展“独特机遇”的问题

邓小平始终十分重视华侨华人在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它视为中国大发展的“独特机遇”。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应当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以加速我国的经济建设。1979年,在谈到利用外资时,他说:“我国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他指出:华侨回国投资,绝大多数“都是带着爱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愿望来的,与纯粹的外国投资不同。”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的建立,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 1984年,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的经济特区时谈到: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和所谓的制裁,迫切需要继续打开对外开放局面,搞好经济建设事业。邓小平以总设计师的胆识和气度,坚定地指引着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他再次高度肯定了华侨华人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1990年,他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人时指出:“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 1993年,他指出:“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这就是邓小平最著名的“独特机遇论”。

邓小平把华侨华人看成是中国大发展的“独特机遇”,这是对华侨华人在我国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地位和作用的最为充分的肯定和赞扬。说它是“独特机遇”,主要是因为:首先,华侨华人具有丰富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资源优势,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发挥重要作用。其次,作为中国海外移民及其后裔,华侨华人与中国在文化上和种族上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深厚的热爱家乡、热爱祖(籍)国的情怀,愿意为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再次,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史,都证明了华侨华人的极端重要价值。据国家工商局的统计,1987年,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在大陆的投资企业占当时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80%,投资额占外商投资总额的70%;目前,这一比例仍分别维系在70%和60%。华商投资企业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华侨华人是中国连接世界、走向世界的最重要、最便捷的桥梁,可以帮助中国打开在国际舞台的各方面关系。第五,20世纪90年代初,华侨华人的这些作用显得尤为突出,与其他国家侨民比较,这也是少见的。

邓小平的“独特机遇论”及其关于“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既反映了他对海外侨胞的深切关怀,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更是与他关于我国对外开放总体战略部署和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邃洞察所分不开的。

五、关于“庙”与“菩萨”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路线的影响,侨务机构被裁撤,许多侨务干部遭到迫害,侨务工作受到极大冲击。粉碎“四人帮”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力挽狂澜,确立了指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向新的胜利的正确路线。在邓小平的亲自关心之下,恢复设立侨务机构,实行正确的侨务政策,就是其中的重要措施之一。

1977年9月,邓小平在接见参加国庆的海外侨胞访问团时指出:“‘四人帮’干扰破坏,损失比较大,有好多应该做的事都没有人管。比如,海外侨胞、台湾同胞的事情,过去都有机构管,政策、方针都是毛主席、周恩来过问的,因‘四人帮’干扰统统没有了。不仅国内遭灾,你们也受难。现在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这些问题就可以提出来了。……该解决的解决,该恢复的恢复,该改善的改善。” “比如侨务机构,要提到日程上来了,准备恢复过去的侨务机构。没有机构,这个事情就管不了。” “侨务方面,很多侨属问题,都要解决。过去不可能,解决了要犯罪。现在先把庙立起来,老菩萨就是这个人(指廖承志同志),……菩萨灵不灵,就看菩萨的本事。”“庙一立起来,是不是马上见效,百分之百见效,也不一定。不过有了这个庙就有希望。”

在邓小平的亲切关怀下,1978年初,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正式(恢复)成立,各地也相应有了侨务机构。1978年4月、11月,邓小平在分别会见海外侨胞、接见泰国华侨华人时又说到“庙”与“菩萨”的问题,“现在这个庙有了,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侨务办公室,这个庙里也有了菩萨,主要的菩萨是廖承志。你们有什么事情向这个机构反映,他们会帮助你们,他们会过问这样的事情。如果一次没有过问,你们可再次提出,有些办不到的事情,他们应该向你们解释。……如果他们做得不好,你们可以批评。”

邓小平把国务院侨办比作“庙”,侨办主要领导比作“菩萨”,这是最通俗易懂、也是最善意的比喻,让海外侨胞感到十分亲切;同时也抓住了当时恢复和发展侨务工作的关键点——侨务机构的建设问题。从邓小平关于恢复侨办这个“庙”和请回“菩萨”的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出:

1.恢复侨务机构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体现,是国家各项“拨乱反正”措施的重要方面。它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错误做法,把毛泽东等亲自过问的正确的侨务方针、政策和原则重新树立起来了,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

2.侨胞的事没机构没人管不行,立起侨办这个“庙”就是要让侨胞求助有门。换言之,侨办就是为侨办事的部门。这是对侨办职能的最重要规定。从“华侨事务委员会”到国务院侨办,虽然名称有了变化,但性质都是一样的。

3.“菩萨灵不灵,就看菩萨的本事”,侨务部门要为侨胞“念好经”、办好事。恢复侨务机构,不是为了装门面,做样子,而是要为侨胞实实在在办事。

4.侨办是为侨办事的重要机构。有了这个“庙”,侨胞求助就有了希望,就能更深切地感受到祖国的关切和“娘家”的温暖。

无疑,国家设立这样一个高级别的部门专责华侨事务,充分体现了政府对海外侨胞的关心和爱护,为后来侨务工作不断取得好成绩、开创新局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实际上,恢复侨务机构,充分发挥侨务资源的作用,也是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环节。

六、关于“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的问题

1990年,邓小平在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指出:“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他提出,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争取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邓小平在会见海外华侨华人客人时多次表示,“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1983年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杨力宇教授,1984年会见前来参加建国35周年庆祝典礼的60多名华人科学家,1986年会见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荣氏家族部分成员,1990年分别会见知名华人企业家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和泰国的谢国民等人时,邓小平均表示希望“振兴中华民族”,“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共同努力,实现祖国统一”。

海内外炎黄子孙大团结,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民族团结是祖国统一的重要基础,祖国统一将更有力地推动整个民族更大程度上的团结和复兴。邓小平特别希望海外侨胞能够为此而发挥自己最大的力量。今天,海外侨情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华侨华人当地化成为主要发展趋势,海外各国华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强的当地政治价值取向,但从文化和种族意义上说,海外华族与中华民族仍具有自然的亲近感和十分密切的关系。推动中华民族子孙更多的联系、团结、合作和发展是可行的,也是具有重要而深远意义的。

七、几点认识

邓小平关于侨务工作的丰富论述,是他留给我们并指导开创新世纪新阶段侨务工作新局面的重要思想遗产。邓小平侨务思想是完整的、科学的,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和强烈的实践意义,“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极大的开创性”。

邓小平侨务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方面。邓小平关于华侨华人在我国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重要作用的讲话,是与他关于当代中国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思考,如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侨务思想的灵魂。其突出之处是敢于修正错误、坚持真理,始终坚持实践的第一性。邓小平关于坚持华侨政策、落实归侨侨眷政策、正确看待“海外关系”等的论述,无不体现了这一点。

为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是邓小平侨务思想的核心。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国家的大局,也是侨务工作服务的中心任务。邓小平的“独特机遇论”以及关于引进华侨华人资金、技术、人才等的论述是其集中的反映。

邓小平侨务思想站在世纪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度,抓住了侨务工作的关键,指明了侨务工作的基本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侨务思想的指引下,我国侨务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继续坚持邓小平侨务思想的指导意义,坚持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更加重视发挥华侨华人的独特优势,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为华侨华人事业的更大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和发展中外友好关系而不懈努力。

(摘自:谭天星:《邓小平侨务思想的精髓及其时代意义》,《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责编:王燕华、刘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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