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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贡献给加华移民史和华社的学者
——黎全恩教授学术概论
丁  果  石晓宁
2021年04月30日16:51  来源:中国w88客户端

前 言

加拿大华人移民史学者黎全恩教授在2018年6月辞世。古今中外,没有人能够改变这样的事实:研究历史的人,终究也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身患癌症长达8年之久的黎教授,早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对死并不畏惧,在被诊断出癌症以后,没有消极悲观,而是积极进取,与癌症“共舞”。在这特殊的八年中,他遵从医嘱,只要出现新的癌细胞,就进行标靶治疗,从不愁眉苦脸。走遍北美四十多个唐人街、研究加拿大唐人街历史将近四十年之久的黎全恩,患病后并没有在休息疗养中度过,反而以更加达观的心态投入华侨史研究,创造了以工作来养病、养病为了更好研究的“生活模式”,并且继续到世界各地收集史料,不断有新作问世,可谓研究唐人街历史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不是很多历史研究者可以做到的。

更值得关注的是,黎全恩教授不仅仅是加拿大移民史的一个研究者,他一生的经历,就是加拿大华人移民历史的一个缩写。他出生于广东(1937年),在香港大学完成大学学业(1960年),之后在港大取得硕士学位(1964年)。由于学业优异,获得英国联邦奖学金,前往伦敦政经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中国棉纺织业发展史,196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香港母校地理地质系任讲师。翌年在新婚后就移民加拿大,并定居维多利亚,并在维多利亚大学地理系任教,直到2003年七月荣休。从移民加拿大到去世,正好半个世纪,他一生心无旁骛,教书育人,在加拿大唐人街历史研究上做出巨大贡献,获奖无数。难能可贵的是,黎教授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而是一个为保护唐人街四处奔走的行动者。鉴于他为研究、保护、繁荣加拿大第一个唐人街——维多利亚唐人街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被授予维多利亚市“荣誉市民”(1980年),在英女王访问维多利亚时,黎教授亲自给女王讲解华埠的前世今生,让女王印象深刻。

黎教授的学术态度严谨,但不受“权威”光环的束缚,思想开放。更令人钦佩的是,黎教授在历史细节上观察入微,忠于史实。黎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就写下了他的成名之作《Chinatowns:townswithincitiesinCanada》(加拿大华埠发展史),以及《TheforbiddenCitywithinVictoria》(维多利亚之紫禁城),奠定了加拿大唐人街研究史权威的地位。不过,他从不以权威自居,而是与人平等相待,学术为尊,在学界,在社区,都是如此。

为了纪念黎全恩教授,我们以十年为单位,将他四十年研究的主要成果,做一个简要的学术编年史。因为我们相信,黎教授的学术生命将会长期延续,因为黎全恩将加拿大唐人街的前世今生载入了史册,而他的卓越研究也让他自己载入了史册。(注:为行文简洁,以下叙述中提及黎全恩教授,一律简称黎全恩)

黎全恩著作编年简史

黎全恩从20世纪六十年代起,共出版专著13部,与人合作编著3部。共发表论文359篇。其中学术论文56篇,有关加拿大华人、唐人街学术论文42篇。

一、第一个十年(1964—1973年)

黎全恩的学术研究和著述生涯,可追溯到他求学时期。在攻读硕士期间,黎全恩就开始了学术论文的写作。至1968年夏天,即他自香港移民加拿大之前,主要研究社会地理学以及香港经济企业等议题。1968年黎全恩应聘到加拿大卑诗省维多利亚大学任教,之后不久开始学术转向,进入加拿大移民史研究。

在第一个十年中,黎教授研究的课题主要在亚洲社会地理学上,其中又以香港地区的题目为主,在其31篇论文中,13篇是关于香港地区的研究,但是重点在社会经济的考察。如《杂乱无章:香港两个工业区》(1963)、《产棉周期与香港的纺织业:1899—1962》(1965)、《香港的小企业:与城市重建相关联的搬迁》(1973)等。1967年与D.JDwyer合著出版了《香港小企业:模式与制度》。

到加拿大后不久,黎全恩就开始涉足加拿大华人移民史研究。在学术方向转移的契机上,黎全恩曾经这样解释:因偶然看到了艾伦菲利普(AlanPhillips)的“操纵华人的加拿大黑社会”一文,感到西人世界不能完全了解华人社区,所以有不准确的判断,也可能由于种族偏见或对于加拿大的中国文化与社区的误读或忽视。可见,黎全恩是为了纠正英语世界对华人社会的学术偏见,而开启了他对加拿大华人、尤其是唐人街的研究,毫无疑问,黎全恩有着相当浓重的中华民族情意结,他要把真实的唐人街和华人社群呈现给英语世界。

有趣的是,黎全恩在学术上采取狭义和广义交叉的实证研究方法,同时也成为他作为保护唐人街历史遗迹的行动派的特征,这是他生涯中的另一大成就,并因此而获得加拿大勋章。换句话说,唐人街的历史研究,促使他坐言起行,参与到保护维多利亚(旧称域多利)唐人街的工作中。

1.“唐人街研究”著述的起点

1971年起,黎教授担任了域多利中华会馆的文化顾问,开始使用域多利中华会馆的原始档案,为他的唐人街研究提供实证依据。1972年发表的《域多利中华会馆:创建与职能》(唐人街研究的第一篇论文)、1973年发表的《华人试图不支持移民加拿大:从域多利一些华人档案的发现来看》c(第三篇论文)都是利用域多利中华会馆的档案文件来建立华人社区的数据,开展加拿大华人社区研究。

《域多利中华会馆:创建与职能》(TheChineseConsolidatedBenevolentAssociationinVictoria:ItsOriginsandFunctions)是黎全恩研究加拿大唐人街历史的开篇之作。该文对1884年域多利中华会馆的创建背景以及过程作了仔细研究,指出淘金潮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修建是华人来加拿大卑诗省的两个主要原因。1881年华人在卑诗省人口达到4350人(卑诗省总人口49459人),而域多利华人人口在1884年达到1767人(1881年域多利总人口为5925人),成为当时加拿大最大的华人社区。不过,黎文指出,当时因为没有领事级别的机构与加拿大省、自治领地政府进行交涉来反抗歧视华人的法案,有些纠纷要通过满清帝国驻旧金山领事馆来加交涉方可;同时,华人社区内部日益增长的犯罪、卖淫、赌博以及争端也需要成立一个类似的执法机构来管理,因此通过发动捐款,建立了中华会馆以及中华医院。根据中华会馆原始资料,该会1884年8月9日以“ChineseConsolidatedBenevolentAssociation”注册,并附有英文的章程。中文的章程更加详尽,重点在两方面,一是规定了会馆的宗旨与职责;二是会馆选举、财务审计制度;华社内部以及与西人纠纷的依法处理原则;社会福利等。会馆的正式落成则是1885年7月。

早期中华会馆的档案可以分成四个类型:一是抵制歧视法案与人头税的文件,一般是只要有歧视法案出台,就会有中华会馆集资请律师上诉。二是维持唐人街的秩序与平息纠纷。三是为华侨捐资救灾,范围不仅对祖国,还惠及世界各地的华侨。第四是建立了中华医院、中华墓园与中华学堂(后为华侨公立学校)。黎文特别提及当时华人的居住情况。针对域多利政府规定的人均居住空间不得小于380英尺,唐人街因拥挤的居住环境而屡遭查禁,但华人的贫困程度实无力符合当局标准,中华会馆采取消极抗议的策略,最终使得此项规定终止执行。

黎文在追溯中华会馆数十年前的重要地位之后,也指出时代变迁带来的变化,中华会馆的重要性在当今迅速衰落,主要由于以前的职责不再具有必要性。排华法已经被废除,华人不被主流社会所排斥。新移民与加拿大华裔年轻一代更经常地与西人社会融合,不必借用中华会馆作为传声的途径。黎文指出,域多利至今仍有很多华人社团活动,而中华会馆的主要职责集中在于管理中华医院、墓园以及侨校。

2.对加拿大移民历史阶段的划分

1973年,黎全恩发表另外一篇重要的论文,题目是《1858—1970年移民卑诗省的华人及时期划分》。该文将加拿大华人移民历史作了五个阶段的划分。

(1)淘金阶段(1858—1870年代)

1858年,菲沙河与汤普森河发现金矿,导致了第一批华人来到域多利,获得执照后就到了淘金场。由于缺乏普查,也由于人随矿走,华工人数具体难于统计。根据报道,到1860年,卑诗省估计有4000华人。1867年,白人与华人相加大概有15000—20000人,而原住民则有30000-40000人。到了1878年,也就是修铁路前,华人总数在卑诗省达到了大约6000人。

华人在卑诗省的移居路线沿河谷呈典型的线形——沿着菲沙河大小支流淘金坝附近安营扎寨。黎文指出,现今当地许多地名还是以中文命名的。华人的移居路线和人口增减,又与受雇于农场、伐木场、煤矿以及修路等机会相关联。1866年当“淘金热”过去,经济危机来临。在煤矿,华人接受比白人低的工酬,排华的情绪在白人劳工中开始出现,1872年,卑诗省的议员首次提出对进入加拿大的华人课以50元人头税的提案,但未被自治政府通过。

(2)修建太平洋铁路时期(1880—1885年)

1880年,联邦政府开始在卑诗省开始修建太平洋铁路,因经费捉襟见肘,承建公司开始雇佣廉价华工。1881—1884年,大约有16000华工来到域多利,沿着铁路线居住,从事各类职业。1884年,唐人街在卑诗省有三十多个,域多利时称大埠,大约有1800名华人。新西敏特(NewWestminster)称为二埠,有1680名华人。第三位是乃磨,另外还有几个如耶鲁(Yale)等曾经是“淘金热”的小镇。

在华人人口增长过程中,要求限制华人移民入境的呼声也开始出现。1881—1884年,大量涌入的华工令当地工人不安。而美国政府的排华法影响也波及加拿大。很多在太平洋铁路修建完工后的华工因为无法回到美国,被迫在加拿大接受低工资的工作,使得处于争取高工资罢工中的白人工人转向排斥煤矿华工。在卑诗省的压力下,加拿大自治领地1885年通过了对每一位加拿大的华人施以50元的人头税。

(3)限制入境时期(1886—1922年)

1887年,太平洋铁路修到了温哥华,使之随即跃居加拿大太平洋最大的港口,温哥华人口超过了域多利,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华人改从温哥华登陆,华人人口超过了域多利。华人也开始在菲沙河三角洲精耕细作,受雇于当地的农牧业,也形成了一批种植农民。华人在各地的定居使白人居民将之看成是竞争者。1901年后,人头税提高到了100加元,1903年提高到了500加元。

(4)排华时期(1923—1946年)

1923年“排华法案”(TheChineseImmigrationAct)通过,使得华人移民人数骤然下降。连永久居民或公民都不准许申请团聚移民。

(5)打分入境时期(1947—现在)

1947年5月14日,排华法案废除,加拿大接受华人团聚移民。1962年,新移民法通过,华人与其他国家的移民一样,可以通过打分移民。如今不仅在卑诗省,在加拿大其他地方也遍布华人。1967年,共有8万华人居住在加拿大。大多数新移民受教育程度高,他们与出生于加拿大的年轻一代移民一样,散居在白人社区中。虽然还有些孤寡老人住在老屋中,唐人街已不再是“避难所”,主要成了颇具东方情调的观光商业街。

二、第二个十年(1974—1983年)

该时期是黎全恩全力投入移民史研究和涉入维多利亚唐人街保护事宜的重要十年。他从1974年起开始担任维大副教授。1978年开始,黎全恩投入域多利市政府唐人街的遗产顾问委员会、唐人街翻新委员会的工作,并为域多利市政府规划唐人街未来而进行大普查。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受到社区和市政府的双重信任,故而从1979年起担任域多利市唐人街重建委员会主席。同时,他也承担了卑诗省博物馆域多利ManYuckTong中药铺的盘点整理。由此,他的工作形成了三方面的成就,一是写出扎实的实证研究论文,二是帮助唐人街的保护与重建,三是抢救了唐人街的重要文物。

因此,黎全恩在1980年获域多利市“荣誉市民”称号。1983年,他获任为维多利亚最重要的地区——萨尼奇(Saanich)的遗迹委员会顾问与建筑委员会主席。同时,他也担任历史悠久的华侨公立学校校董。1983年是黎全恩的获奖年。他获得了由总督EdSchreyer颁发的加拿大勋章,也获得了美国国家与本土历史协会的荣誉奖,表彰其对域多利历史遗产唐人街的保护与重建的杰出贡献。黎全恩所在的域多利华人社区,也给予他诸多的奖项。

在历史研究方面,黎全恩共发表了学术论文21篇,继续借助华人社团历史档案,作为加拿大官方华人人口统计数据的补充与细化,深化了有关早期加拿大华人人口构成与原籍地的研究。他在参与域多利市政府对唐人街的的未来与保存的规划工作同时,开启了他研究唐人街历史与建筑的课题。而在早期唐人街发挥重要领导力的加拿大洪门历史,也进入他的研究视野。当然,承续他在香港和英国的学术活动,关于香港以及中国的课题,也继续占据他历史研究版图的一角。关于香港以及中国的文章有《新疆的棉花种植发展》(1976),《大生围住房计划论辩》(1976),《香港米埔:投机型发展与环境》(1979)。

1.加拿大唐人街的研究与保护

从1975年到1979年,黎全恩发表5篇关于加拿大华人社区的重要论文,对加拿大华人社群进行了历史且相当宏观的探讨。其中包括《1880年早期加拿大华人的原籍与家族》(1975)、《1892—1915年加拿大华人原居地数据研究》(1977)、《20世纪中期加拿大唐人街的人口结构》、《族群》以及《华人对卑诗省的印迹》(1978),这些论文有一个特点,均是在域多利中华会馆以及其他社团资料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数据。

域多利唐人街是黎全恩历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他身处其地,拥有最详尽的史料,并有历史与现实互动的巨大刺激,从而使他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当详细独特,广受关注。

与域多利唐人街规划同步,黎全恩从1978年起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域多利唐人街、卑诗省华人历史研究的文章,有16篇之多,其中不乏首创性的研究,也有具启发性的重要观点。论文《华人在卑诗省的印迹》(1978)一文,总结了华人造就的独一无二的城市“飞地”——唐人街在卑诗省的四大显而易见组合印迹,并指出这四大印迹成为卑诗省景观中的一部分。黎在文中还疾呼,温哥华与域多利唐人街因为其历史悠久且仍然发挥着日常的居住功能而值得保护,从而可成为多族裔的加拿大一个鲜活的族裔景观。在《域多利唐人街建筑历史》(1981)一文中,黎全恩将发展的视角与实证的细节相结合,将域多利唐人街的建筑之美和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写就在历史研究的字里行间。他还在单篇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专著《卑诗省的建筑》。

黎教授给域多利市政府的报告,可视为是一篇独特的论文,它从保护历史唐人街的角度,阐述了唐人街作为生活居住和商业工作的“独特之城”面貌,为在现代市政管理下的唐人街要做的历史保护和今日发展,提供了平衡及有深度的规划意见,堪称典范。这系列报告有为域多利市政府社区发展部撰写的《域多利唐人街的未来:视角与观点的调查》第一卷:建议;第二卷:数据表;有为域多利首府地区医院与卫生计划委员会而做的《域多利唐人街的护理之家:需求调查》;有为域多利唐人街住房委员会撰写的《域多利唐人街:调查报告》,还有市政府手册《同济门:从理想到实现》、《域多利唐人街步行地图》。

在撰写论文和报告的同时,黎全恩为了保护唐人街而“不务正业”,在报刊撰文或写唐人街“科普”,呼吁《唐人街值得保留》(1979),介绍《域多利唐人街的上城与下城》。更值得一提的是,黎全恩撰写的《一座华人移民的“监狱”》一文,记录了他亲自去对即将拆掉的当年移民局大楼(猪仔屋)进行抢救性的现场考查。这座起用于1908年的大楼,原来是拘留医院(DetentionHospital),曾经是1909—1924年间华人从香港到达域多利,从船上直接进入加拿大的第一关。根据当时的规定,如果来加华人在那里被发现材料不全,即被拘押入大楼的监房,待下次船到后遣返。这些华人在墙上刻下了抒发愤怒与恐惧的题壁诗。黎教授抢救性地抄录了这些历史的呼喊,成为研究当年移民历史不可多得的资料。

2.加拿大洪门研究发端

值得关注的是,黎全恩在晚年出版了关于加拿大洪门的著作,研究的起点是在这十年之间。黎在此时期发表了三篇文章。1982年发表论文《加拿大致公堂对于1911年黄花岗起义的贡献》,对于洪门人士曹建武于1928年所记的《致公堂复国运动史》的手稿进行了研究。曹所记虽有舛误,但此手稿仍是不可多得的、关于加拿大致公堂历史的珍贵文献。除了这篇论文,黎全恩也在《大汉日报》上发表了《洪门与天地会的起源》、《谁是万云龙,传说中的洪门创始人?》两篇文章。也为安东尼·陈(AntonyB.Chan)的《金山,华人在新世界》一书撰写了书评。

三、第三个十年(1984—1993年)

这是黎全恩学术研究生涯中声誉最隆的十年,也是黎全恩社会活动最多的十年,对唐人街的保护工作扩展到全加拿大,影响力甚至远及中国。

1988年,黎全恩成为维多利亚大学教授,而他推动域多利唐人街改建的成功经验,受到了卑诗省乃至加拿大其他拥有唐人街城市的高度关注。在短短的时间里,黎全恩受邀参与到波特兰市、埃德蒙顿市、锦碌埠(Kamloops)市、巴克维尔市(Barkerville)、渥太华市的唐人街改造。1989年起,黎全恩还担任域多利姐妹城市顾问联络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将历史连接的触角伸回到加国华人的主要来源地广东。他受邀担任广东省海外华人学会、广东省海外华人历史学会顾问等职。

黎全恩最特殊的一点是,他在追寻和保护华人历史史料上,不但“千方百计,不计大小”,而且也不会被“教授”的名称所累,宛如一个“田野工作者”,亲自去挖掘。在这段时间里,他积极参与到各种保护文物史料的工作中去。重要的计有:为巴克维尔(Barkerville)历史公园中的洪门史料翻译成英文,使“洪门致公堂”遗迹在2009年被保守党哈珀联邦政府定为国家级的历史遗迹;为温哥华档案馆翻译了叶生(YipSang,叶春田)收藏的文献资料,而叶家在早期卑诗省华人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华人在北美“开枝散叶”发展的一个重要典型。值得一提的是,黎全恩还积极参与了1992年卑诗省博物馆的加拿大华人展览工作,这是华人历史贡献在战后的首次全方位呈现。

黎全恩在这十年中撰写了多篇重要的论文,对唐人街的方方面面以及加拿大移民政策对华人社区的影响进行探讨,有些论文有详细的实证考察和宏观分析,有些文章则带有北美华人历史科普的性质,可见黎全恩的研究兴趣广泛,研究态度严谨而不失大气。这些论文和文章中的佼佼者有:《域多利教育中的歧视问题,1901—1923》(1987)、《维多利亚的华人墓园》(1987)、《从自我壁垒到融入:域多利中华医院的兴衰》(1988)、《加拿大移民政策对于华人移民的影响,1858—1988》(1990)、《唐人街的视觉特征》(1990年)等等。也为其他同行写了5篇书评,如对于ChanKwokBun的《烟与火:华人在蒙特利尔》(1992)、KayJ.Anderson的《温哥华唐人街:加拿大的族裔之论说,1875—1980》(1993)进行评论等。

与他学术研究生涯相伴随,黎教授依然在中英文媒体上发表有关唐人街的文章,这也是他喜欢的“历史科普”工作。温哥华唐人街历史渊源最长的《大汉公报》1992年停刊前,黎教授发表了《域埠致公堂成立日期考》、《研究洪门文献之基本认识》;英文《唐人街新闻》(ChinatownNews)上,则有《华人致公堂应该保留卑诗省QuesnelForks的遗留建筑》;还在卑诗省历史会的刊物上发表了《维多利亚的ManYuckTong》。

特别令人瞩目的是,黎全恩在加拿大华人华侨史的研究中,有两部最重要的著作,而且都是关于加拿大唐人街的专著,这两部著作都是在这个十年中出版的,且奠定了其“加拿大唐人街研究之父”的美誉。1988年,他出版了《加拿大华埠发展史》;三年后,他出版了《域多利的紫禁城:加拿大早期唐人街的神秘、符号与面貌》(1991),这本书还一度成为当时的学术畅销书。

1.《加拿大华埠发展史》——加拿大唐人街实证

黎全恩教授20年里走访了加拿大大部分唐人街。黎全恩的《加拿大华埠发展史》(《唐人街:加拿大的城中城》)并不是一本书斋之作,而是凝聚了黎全恩20年走访加拿大新老唐人街(包括唐人街遗迹)的实地考察心血,也是学术界第一部关于加拿大唐人街充满细节研究的专著。黎全恩以地理学家、历史研究者、社会活动家的三重身份,对1858至1988年长达130年的加拿大唐人街缘起和兴衰,进行了实地考证与文化历程的追寻,这是之前研究加华历史的学者都没有尝试过的。

《加拿大华埠发展史》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根据中国移民来加的四个历史阶段,来探讨加拿大唐人街的百年兴衰与复兴,寻找唐人街丰富多彩的历史轨迹。黎全恩总结了加拿大每个城市的唐人街发展模式,将其归纳成始建、发展、衰退和消亡或重生这几大特征。而这个起伏跌宕的过程,又与华人移民的四阶段历史有机互动,形成了某种有规律的兴衰起伏。这四个时期分别为:1858—1884年自由进入时期;1885—1923年限制入境期;1924—1947年禁入时期;1948—现在评估移民时期。

黎全恩认为,由于白人至上主义观念的作祟,唐人街的发展历史,从来没有摆脱过种族歧视政策和民间的排华势力阴影,始终伴随着唐人街的发展历史,型塑了唐人街的前世今生。依照历史的时间顺序,加拿大的唐人街形态分成四种:(1)二战前原有的旧唐人街;(2)二战后建立的新唐人街;(3)改造的唐人街,包括重建或翻新;(4)修葺后保留的历史古迹唐人街,成为加华历史活的博物馆。

《加拿大华埠发展史》第二部分专注于域多利唐人街,以考察主流社会中的华人社区发展,并将其作为与其他加拿大唐人街比较的一个范本。

域多利唐人街以加拿大最古老的唐人街而令人瞩目,它成为唯一一个华人来加拿大134年全程的历史见证。在太平洋铁路尚未竣工前的三十多年中,大多数来自中国的移民都从域多利登陆,唐人街是他们必然的落脚之处,也是他们的许多后人寻根之地。域多利的唐人街又堪称是加拿大“美国旧唐人街”发展的典型,因为它与美国唐人街的社会经济发展轨迹十分相似,都有始建、发展、衰退和消亡或重生的阶段。但是,域多利唐人街超过百年延续的历史遗迹,珍贵历史价值的文物如此高度集中呈现,在北美唐人街中堪称少有。当地城市规划者和政客们也达成保存这片19世纪唐人街原貌的共识,使之成为“活”的历史博物馆并兼具旅游价值。

2.《域多利的紫禁城:加拿大早期唐人街的神话、符号与面貌》——域多利唐人街的史诗长卷

如果说在《加拿大华埠发展史》中,域多利唐人街给予读者的是“惊鸿一瞥”,那么,黎全恩在1991年出版的《域多利的紫禁城:加拿大早期唐人街的神话、符号与面貌》,则是对1858—1991年域多利唐人街的成长历史,做了史诗般的长卷描述,让读者“得窥全貌”,可谓美不胜收。

《域多利的紫禁城》也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划分域多利唐人街的发展史。黎全恩在书中调动所有的手段,包括使用大量的图片、地图以及表格来呈现和解读域多利唐人街的历史、象征符号、内部结构、建筑外观甚至街景,来全方位考察唐人街的社会、文化、商业、经济功能等因素,勾画出加拿大华人社区的生活全景。不仅如此,黎全恩颇有见地地指出,对香港和广东的考察,也有助于研究中华文化对于唐人街建筑格局的影响。

1858年,卑诗省菲沙河下游发现金矿,华人来“金山”淘金,首站就是域多利。唐人街因此进入了始建阶段(1858—1870)。1870年,一批小商人建立的商号在域多利唐人街脱颖而出,沿着加富门(Cormorant)街一字排开,使唐人街初显商业规模。1874年,第一所华人“美以美教会学校”建立起来,两年后客家人的谭公庙也问世,唐人街的社会功能趋全。

(1)域多利唐人街的发展时期(1880—1910年)

随着华人人口的迅速增加,域多利的唐人街也呈现快速的发展。新式的三层砖结构楼房成为街景,取代以往的棚户区景象。因单身男性华工的生活需要,唐人街临街楼房的背面,复杂的小巷通向出租房、鸦片馆、赌博馆、窑子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活动,形成了外人难以捉摸的“神秘格局”。

(2)域多利唐人街的高峰期

1910年早期,域多利唐人街达到了它的高峰。在最兴旺时期,唐人街有超过150家商号,两家剧院,一所医院,3所中文学校,两座教堂,超过5家庙宇和神祠,10家鸦片工厂,大量的赌窟和窑子。当时的唐人街,是自给自足的社会,几乎完全独立于主流社会之外,也可以说是全加拿大华人的总部。

1920—1979年代,域多利唐人街进入衰落时期。这种衰退,有多种复杂的历史因素,而且持续时间达半个世纪之久。20世纪,深水港以及太平洋铁路西部终点的温哥华取代域多利,成为加拿大首要的太平洋贸易口岸,也成为华人来加拿大登陆的地点。1911年,全加拿大华人人口为27774,卑诗省为19568,域多利华人人口3458,温哥华为3559。(见表5-1)温哥华华人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域多利,后者降为第二大唐人街的地位。1923年,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ChineseImmigrationActof1923)切断了华人进入加拿大的可能,使域多利的华人人口持续下降,域多利唐人街失去重要的人力资源,商业规模也大幅度减少。二战后,随着“排华法案”的取消以及华人东移成为常态,到1940年代末期,域多利唐人街又被多伦多的唐人街超过,屈居第三。

表5-1加拿大人口与华人人口对比表

  加拿大人口 加拿大华人人口
  加拿大 卑诗省 域多利 温哥华 加拿大 卑诗省 域多利 温哥华
1901 5,371,315 178,657 20,919 26,133 17,312 14,885 3,004 2,654
1911 7,206,643 392,480 31,660 100,401 27,774 19,568 3,458 3,559
1921 8,788,483 524,582 38,727 117,217 39,587 23,533   6,484
1901、1911、1921年加拿大及各地人口统计

(3)二战后的衰退与重建

虽然二战后华人移民潮再现,域多利人口有所增加,但温哥华唐人街和多伦多唐人街成为加拿大西部和东部吸引华人移民的重镇,1961年域多利唐人街的人口数量只达到1931年的60%。同时,对于华人歧视的减弱和社会环境的改善,使得华人可以走出“紫禁城”,寻找维持生活和发展的机遇。1967年的无歧视移民政策出台,标准计分制使华人新技术移民得以来加,成为年轻专业白领,他们不再到唐人街找生存之地,而是居于城中高档地区。相反,唐人街仍然吸引着嬉皮士以及不会讲英语的贫穷华人居住。1960—1970年代,域多利唐人街衰退凋敝,被当地人视之为“贫民窟”。1986年,域多利唐人街人口降到了全加拿大华人人口的第8位。

1980年代,域多利唐人街进入重建阶段。域多利市议会看到了衰退中的唐人街文化遗产价值,从而在1979年推动了重建计划。其中包括对唐人街社团会馆的建筑和设施进行维修;修建中式牌楼同济门;着手番摊巷翻新和楼宇补苴罅漏。重修后的唐人街被视为域多利的市中心之一部分。域多利唐人街是加拿大第一个施行旧城改造计划的城区,为日后其他地区的唐人街所模仿。1983年3月,英国女王与爱丁堡公爵访问了域多利唐人街,在加拿大唐人街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

根据黎全恩的观察,直到1950年末,域多利唐人街紫禁城式的神秘特色并未改变。因此,《域多利的紫禁城》的其他部分,分成不同的专题,揭开唐人街的神秘面纱。如华人地产置业(1858—1991)专题,就打破了一般人对于最早来加拿大的华人都是穷人的假设及印象,揭示出唐人街的实体物业实际掌握于少数华商之手。根据黎全恩的史料考察,134年前最早的唐人街投资者,是来自于旧金山的富商。他们在淘金潮之初到域多利,即刻就投入了地产业。

对于19世纪中国商人在唐人街的地产置业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他们的经济能量以及当年对于唐人街政治与经济活动的控制。黎全恩将他们的地产经营分为四个时期:(1)旧金山商人的垄断时期,1858—1880年代。(2)个人与团体置业,1890—1910年代。(3)地产衰落期,1920—1930年代。(4)重新置业,1940—1960年代。各个时期各类团体和大量的本地商人在唐人街物业的更替,有助于研究淘金热后的商人群体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看,华人的房地产物业已经是华人社区某种程度上的实体反映,它们都保留了唐人街中华建筑的东方特色。这些市容与唐人街的商业与社团互相依存发展。

《域多利的紫禁城》其他专题,则介绍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而引发的所谓神秘之处。如华人姓名、所谓的紫禁城的地道传闻真相、何为番摊以及著名的番摊巷、堂与堂斗的来历等。此外,黎全恩介绍了唐人街祠庙以及牌坊,以及唐人街建筑的独特风格,宛如对域多利唐人街深度和全方位的导游。

四、第四个十年(1994—2003年)

这是黎全恩从维多利亚大学荣休前的最后十年。他对加拿大华人华侨史的研究仍然继续,因着更多的学术荣誉和社会贡献奖的获得,黎全恩应邀参加的各种社会职务也越来越多,涵盖各地唐人街的美化、政府有关文化遗产的组织、城市社会服务组织等等,他作为社会活动家的特性越来越强。

1994年,黎教授参加了各地有关华人社会或唐人街历史的修复工作,也参与到埃德蒙顿、温哥华、多伦多唐人街修建中华门的项目中去,一般担任顾问一职。黎全恩还参与了科隆纳(Kwlowna)地区历史墓园的修复。

在联邦的层面,黎全恩成为联邦移民局公民节(CitizenshipCeremony)的典礼官(PresidingOfficer,1996—2003),也加入了关怀加拿大人总督奖顾问委员会(AdvisoryCommitteefortheGovernorGeneral’sCaringCanadianAward,2001—2004),他也成为加拿大历史与纪念遗址部会员(HistoricSitesandMonumentsBoardofCanada,2001—2004)。

在卑诗省层面,黎全恩成为卑诗省卫生部与老年责任部老年顾问委员会成员(SeniorAdvisoryCouncil,MinistryofHealthandMinistryResponsibleforSeniors,1996—1999)、省长华人顾问委员会成员(Premier’sChineseAdvisoryCommittee,1998—1999)、卑诗省多元文化委员会成员(MulticulturalAdvisoryCouncilforBritishColumbia,2003—2009)。

在维多利亚市,黎全恩成为域多利市荣誉市民顾问委员会成员、华人橡树湾区墓园美化委员会主席、ChungWah居民管理委员会和华人联合福利会住房社会顾问,以及维多利亚与苏州姐妹城市委员会理事会董事长,全加中华总会馆主席。

由于在历史研究和社会活动诸方面的贡献,黎全恩获得了TheGabrielleLegerAward,即加拿大文化遗产基金会颁发的最高荣誉奖、加拿大125联邦周年纪念奖章(1992)、伊丽莎白二世金质勋章(2002)等联邦荣誉奖,卑诗省文化遗产协会奖(1985),以及维多利亚荣誉市民(1980)奖,以及华人社区的各项奖项。

2003年,黎教授结束在维多利亚大学的40年教学生涯而荣休。但黎全恩并没有告别学术研究,先后出任维多利亚大学耆英中心研究员、西门菲莎大学林思齐国际交流中心教授、太平洋与东亚研究系客座教授。不仅如此,2003年,黎全恩还与维多利亚大学发展办公室(theDepartmentOfficeoftheUniversityofVictoria)创办了黎全恩奖学金(TheDavidChuenyanLaiScholarshipFund),以支持进行老人学研究领域的研究生。

巧合的是,在这十年中,黎教授共发表学术论文10篇。如有历史研究《卑诗省华人鸦片贸易与工厂》(1999),对当时风行早期唐人街的吸食鸦片问题,进行了供应源方面的探索。而自己也迈入退休老人行列的黎全恩,以感同身受的心态,对华裔老年人的历史和现实做了详细的调查,并将调查成果当作唐人街历史全方位研究的补充,成果不菲。比如,他针对大温哥华与大维多利亚地区华裔老人的状况,写了《老年华人和加拿大卑诗省的协会》(2000)的调查报告。

值得一提的是,黎全恩对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关注十分敏感,也一直跟踪分析,因为他深知加拿大移民政策对华人社区的兴衰消长,可谓意义重大。2000年,黎全恩写了《加拿大新移民政策对于新唐人街以及新华人商业点的发展》一文,详细调查了自1967年10月1日实施的新移民法后,到1980—1990年代,在多伦多、温哥华超过80%新移民落脚的城市中,新唐人街、华人商城以及亚洲城的开发状况。黎全恩在论文中指出,与早年贫穷的华工不同,许多新移民富有资金、经商经验以及运营企业的技巧,加之华人惯有的自信、勤奋以及融入加拿大商业、专业领域以及社会中的能力,在他们定居于市中心的周边地带,就应运而开发出具有亚洲特色的商业点。黎全恩认为,要以亚洲主题商城来代替华人商城的界定,因为无论从开发商、商家还是顾客,都不能以单一的族裔来定位。因此,亚洲主题商城已经是加拿大大都市周边地区显著的景观,它们也承担起了服务亚裔客户的公共聚集地以及社区中心的独特功能。

居住在维多利亚市的黎全恩,从来没有将自己关注的眼光从这个地方移开过。由于旧唐人街在1992年进行了改造,卑诗省皇家博物馆专门设立了维多利亚唐人街的展览区。黎教授于1994年发表了《卑诗省皇家博物馆的唐人街展》、《卑诗省皇家博物馆维多利亚唐人街展出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黎全恩对加华历史的研究,除了向英语世界呈现正确和真实的华人社区发展历史之外,还带有给华人社区进行“历史寻根”的教育目的。为此,黎全恩不仅建构恢宏的学术论著,也精心撰写“历史散文”,或者短篇的“历史报告文学”,发表于各类报刊,有中文也有英文,针对土生华人华侨,也针对新移民读者。当然,因为近水楼台加上研究重点的原因,黎全恩发表最勤的是域多利唐人街的社区出版物《华埠通讯》。从1994年到2013年,黎教授持续在该通讯上发表系列的短篇文章,共计85篇,有考证,有论述,也有呼吁。1994年他在《华埠通讯》发表的第一篇为《“华侨”一词之起源与定义》,随后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些短篇大多是有关黎全恩唐人街调研中的史实片段,放大足以成为大论题的视角,这样的点滴记录,对于华人历史细节是不可或缺的补充。另外一点,这也说明黎全恩从来不垄断研究课题,他乐于公布唐人街研究和思考的点点滴滴,不担心别人“借着他的研究亮光”,做成更大更好的论文,这也从侧面证明,黎全恩进行唐人街史的研究,不是为了一己成名,而是为了唐人街的历史不致湮灭,让华人社区乃至加拿大,都可以从这段历史中得到正面的教育意义,这是一个历史研究者应该具备的宽阔胸怀。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香港的《星岛日报》和《明报》相继到加拿大办报,黎全恩成为这些报刊报道唐人街历史的重要采访对象之一,而他自己也在这些报纸撰写关于华人历史的文章,既保存了资料,也对新移民进行了早期华人历史的启蒙教育。1994年,《明报》刊载了黎全恩《华侨一词之起源与定义》一文;1998年,黎教授为纪念19世纪早期中国华工的纪录片《枫骨中华魂》出版了《枫骨中华魂:不用华工,铁路成空》一书,该文以英语、法语以及汉语三种文字出版,并在《星岛日报》上发出了该书的删节版(1998)。

2003年,是域多利唐人街开埠145周年,黎教授在《星岛日报》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加拿大华侨145年来之奋斗史》、《从卑贱贫窟到旅游景点——加拿大首个唐人街145年沧桑史》、《全加中华会馆之缘起》。在英文媒体上,此时期黎教授也有《拯救无艺术性的早期华人移民艺术》(2001)、《(华人)旧日安葬》等文章。同时,也写作了3篇书评,如对郑霭龄(DeniseChong)《妾的儿女》、艾伦凯恩斯(AlanC.Cairns)《公民:原住民与加拿大国家》的作品评论。

五、第五个十年(2004—2013年)

2004年,黎全恩获加拿大总督奖(TheGovernorGeneral’sCaringCanadianAward),为其对于顾问委员会的贡献;2012年获伊丽莎白二世金质勋章(TheDiamondJubileeMedalofQueenElizabethII,2002),为其对于加拿大的贡献;继续作为维多利亚文化遗产委员会、渥太华唐人街中华门以及多伦多唐人商业街改造荣誉顾问,以及维多利亚“金山150周年”庆典内阁成员(“150YearsonGoldenMountain”HonoraryCelebrationCabinet,2008);维多利亚大学亚太事务中心(CAPI,CentreforAsia-pacificInitiatives)会员。

此间黎教授发表了学术论文3篇,还为英文报章写了大量的文章。如2004年的《种族隔离政策而诞生的中文学校》、《拒收华人学生几乎引起国际争端》。2008年,域多利华人移民加拿大150周年纪念,黎教授在8月3日英文报纸“TimesColonist”上连续5版刊登《唐人街150周年》,向公众介绍加拿大域多利华人历史,而且此时期几乎坚持在域多利《华埠通讯》上每期刊出各类加拿大华人史的短篇。

2010年,是黎全恩学术生涯中不同寻常的一年。一方面,他的癌症控制虽然稳定,但前景的不确定,使他无法从事较长规划的写作;另一方面,他决定与学者兼新闻工作者丁果以及小说家贾葆蘅合作撰写人民出版社的学术著作项目《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958—1966)。这是黎全恩第一次涉及华侨史的通史写作,也是第一次和别人共同研究写作。黎全恩在合作的过程中,展现出提携后进、信任合作者的风范。由于该著作是在中国内地出版,且通史需要完整的理论架构和叙述,擅长实证研究的黎全恩,在合作者分头撰写章节的同时,放手让精通全球化发展的丁果负责全书的理论叙述和定稿,让贾葆蘅善用其电脑知识,对政府出版物进行高效率的搜寻及负责史料的注释,从而使该书在三年后即2013年顺利出版。由于该书学术质量高,一出版即获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最佳年度学术著作奖,随即又获台湾w88客户端总会2015年度学术论著社会人文科学类首奖,可谓是得到两岸三地侨社普遍认同的少数华侨史著作之一。

1.捐赠收藏,福泽后继学者

黎全恩从来没有把移民史的研究当成个人私事,而是把它与历史真相和历史公义的呈现息息相关,与未来加拿大社会健康发展息息相关。因此,黎全恩全力收集史料,保存史料,但从不狭隘地隐藏资料,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和研究加拿大华人移民史。2010年,黎全恩被医生诊断罹患癌症。虽然他不曾被这样的诊断击倒,但黎全恩考虑到抗癌是一个难以预料的过程,因此需要对自己收藏的宝贵历史资料有一个妥善的安排,方便后人利用查找。经过认真的联系和周详的思考,2010年9月,黎全恩将自己历年实地考察并收藏的加拿大华埠资料共计80箱,捐赠给予多伦多大学利铭泽典宬图书馆收藏。多伦多大学接收到这批资料后,也相当重视,即刻聘请专人整理。黎全恩也在这个过程中与多伦多大学积极互动,不吝指导。2018年8月,即黎全恩过世一个多月后,整理工程完成了阶段性任务。利铭泽典宬将之整理出的资料分成了147箱,其中有关加拿大以及部分美国、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尤其是美加唐人街的资料占到了约100箱,其中不乏珍贵史料。起止时间甚至可追溯到1877年的卑诗省的排华文件。在这些资料中,加拿大域多利中华会馆(1890—2008)以及各地如冚巴(Cumberland)、列必珠(Lethbridge)、巴克维尔(Barkerville)洪门致公堂的原始文件,包括会馆章程、各类活动的传单、收据,以及书信、会员名单等珍贵原件,是加华历史研究中的“顶级珍品”。

其实,黎全恩在抗癌的八年期间,仍然在积极研究加拿大华人历史,并收集和整理了新一批的历史资料。在去世前,黎全恩将收集自加拿大域多利中华会馆的1884年至1976年的十多箱文献资料捐献给了维多利亚大学档案部,这也是他对自己服务几十年的大学作出的最后贡献。在这批资料中,也有不少珍品,其中包括1902—1923年维多利亚华人的死亡与安葬记录、1884—1912年诸如捐款、自由采矿者证书(FreeMinersCertificates)、国债、祖国赈灾收据记录,以及华侨公校、1956—1976年中华医院记录等。目前,部分资料已经可以在维大的网站上可以搜寻到,有益于海内外的移民史研究专家和业余人士。

黎全恩捐赠的资料有三个特点,一是历史跨度大,范围广,内容细;二是珍贵史料和历史原件多;三是分类清晰,便于寻找和使用。这就说明,黎全恩在收集史料时相当用心,不惜工本,亲力亲为。同时,也因为黎全恩研究公正,毫无私心,以至于许多历史悠久的华人社团和历史参与及见证者,愿意将珍藏的史料无偿赠与或者托付给他,而黎全恩一生也没有辜负这种信任和托付。

2.《唐人街权力之核心》——维多利亚中华会馆个案研究

在多年加拿大唐人街的研究的积累后,黎全恩的研究领域又有新的开拓。先前出版的两本唐人街著作,黎全恩注重于唐人街的由来、功能、外在面貌、内部结构以及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问题。2010年,黎全恩出版《唐人街权力核心-维多利亚的个案研究》,用维多利亚中华会馆的研究视角,通过中华会馆的作用和影响,贯连维多利亚唐人街的历史脉络。重点对于唐人街中华会馆以及域多利华人社区领导权、华人社团领导权的变迁以及20世纪初年加拿大华社的演变,做出了翔实的叙述。

在书中,黎全恩再度提及他研究唐人街史的缘起,偶然中透着必然。1968年夏他自香港移民加拿大,偶然看到艾伦菲利普(AlanPhillips)的“操纵华人的加拿大黑社会”一文。其中提到了中华会馆(ChineseBenevolentAssociation,简称CBA)是当地华人的政府(LocalChinesegovernment),“他们颠覆了我们的法制体系……贿赂我们的政客,中华会馆将继续对抗政府的地下战争。”这是他读到的第一篇有关唐人街和中华会馆的文章。由于唐人街以及华人社团信奉“沉默是金”的原则,认为在别人的土地上生存要低调,以至于当地西人甚至是1960年代后的新移民,都对唐人街的状况不了解或完全不知,好莱坞电影里唐人街的神秘和“无法无天”,成了北美坊间的基本认知。种种种族偏见或对于加拿大的中国文化与社区、中华会馆不准确的判断、误读或忽视。从中立的视角重写各地唐人街历史,为唐人街正名,正是黎全恩不停研究唐人街的主要动因。黎全恩突破单纯的学术研究,移民来加拿大的头三年就着手参与社区工作,并在之后的二十年中,陆续走访北美超过三十个唐人街,掌握一手考察的资料。

中华会馆是历史上唐人街的生命枢纽。黎全恩通过历史资料的整理,给中华会馆做出了合理的定位:中华会馆是唐人街全侨性社会经济组织,居唐人街权力结构的顶端,并且对华人居民有行使权。地位如此尊崇,故而中华会馆的正董有时就会被称为是“唐人街市长”。一直到1950年前,加拿大省市两级政府对唐人街的生存和发展漠不关心,宛如城市中的“化外之地”,故而中华会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形同唐人街社区的“政府”,并且与主流社会的社区并行无碍。因此,在华人社区的衣食住行以及排纷解忧方面,中华会馆就是实际意义上的“政府”。黎全恩观察到,即使在当今的某些唐人街,中华会馆依然居身于华人社区的主要代表。

黎全恩之所以将1884年成立的域多利唐人街中华会馆作为该书的个案案例,有五个原因。一是在1909年清政府在渥太华建立领事馆之前,域多利中华会馆曾经有25年(1884—1909)的时间,是名副其实代表全加华人的“官方机构”。二是域多利中华会馆也是全加唯一一个较完整保留了各类历史文件的机构。第三是黎全恩本人应邀做了域多利中华会馆荣誉顾问,来协助将其文件捐赠给维多利亚大学保存。这个工作持续几十年,得以不断研究并挖掘出新的资料,完善唐人街的历史叙述。四是域多利唐人街在温哥华唐人街取代其地位前的50年,其人口与商业的规模一直稳居加拿大唐人街的第一位,它至今还是全加历史最悠久、依然实体存在并且保存19世纪建筑风格的唐人街。维多利亚唐人街1995年被政府指定为国家历史遗产(NationalHistoricSiteofCanada)。作为最早来加拿大的华人第一登陆的港口码头,无论是研究华人历史的学者还是1890年前的华人后代要寻根,域多利唐人街都是他们的起点。五是,从黎全恩来加拿大起,域多利就是他的新家乡,他热爱和认同这个社区,也愿意毕生奉献这个社区的历史。

在这本书中,黎全恩将域多利中华会馆分成初建(1884—1885)、富商寡头体制、职能与活动(1884—1890)、机构发展(1890—1930)、民主制度转变(1900—1930)、政治主导时代(1940—1960)、正常领导权(1970—2000)等几大部分,指出了域多利唐人街与其他后建唐人街不同。在1909年前的二十年中,域多利唐人街的中华会馆长期居于类似于华人“中央政府”的突出地位,在其125年的历史中,不仅有其优越的地位,也因此衍生出社区领导权的争夺与冲突,对于后人深入研究唐人街具有指标性意义。

六、最后四年(2014—2018年6月15日)

黎全恩人生的最后四年,主题仍然是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他与癌症共存,目的不是为了享受吃喝玩乐,仍然是为了他钟爱的华人历史,即使跟家人出外旅游,惦记的还是历史的写作和史料的收集,并且成果颇丰。

2015年,黎教授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洪门及加拿大洪门史论》(2015),他的《书写洪门历史的回忆》也发表于温哥华的《明报》。2016年,黎全恩和丁果合作,在上述通史的基础上,以较快的速度完成历史科普性质的英文著作《GreatFortuneDream—TheStrugglesandTriumphsofChineseSettlersinCanada,1858—1966》,该书得到了英文评论界和读者的好评,并由出版社推荐参加相关历史书籍评奖,并由卑诗省议员在议会介绍及省议会图书馆收藏。2017年,又出版了中英法三种语言的《加拿大的唐人街:承前启后走进未来》。

1.《洪门及加拿大洪门史论》——加拿大洪门历史研究

此书是黎全恩在多年来收集与采访加拿大各地洪门的原始资料基础上汇编而成,不少篇目之前已经单篇发表过。在加拿大华人华侨的历史研究中,关于洪门会党的专题研究历来不足,而黎全恩对加拿大洪门史料的收集前后几十年,相当难能可贵。1988—1989年,卑诗省省立传遗地产局(ProvincialHeritageProperty)聘请黎全恩前往淘金重镇百加委路(Barkerville),对该地唐人街的洪门文献进行整理,从而有机会看阅到昔日洪门的秘密文件,对了解加拿大早期洪门历史提供了佐证。

此外,黎全恩也从加拿大各大唐人街的洪门民治党机关获取了珍贵的原始资料,他甚至亲赴英国伦敦图书馆查询原始档案。这类文件来源广泛、细大不捐,黎教授引用时一一标出资料的来源,方便研究者和读者使用。除原始文件和档案资料外,黎全恩还进行口述历史的收集。他不辞辛劳,走访加拿大各地洪门民治党的前任、现任主委、达权社的社长以及资深会员,记录他们记忆中的洪门与洪门历史,作为加拿大洪门历史的补充说明,这种抢救式的资料收集,也是难能可贵的贡献。

由于此书是黎全恩去世前单独所着的最后一本史论专著,且在香港和各地广受重视,笔者在此做详细介绍。

黎全恩的洪门史论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一到九章)对于洪门由来的各类传说与记录进行整理,可谓五花八门。从天地会原址、名称及来源、洪门五房分派、到入会仪式、洪门密语、天运年号以及洪拳等洪门的规矩,都有涉及。黎全恩以他在英国伦敦图书馆发现的资料为主,辅以加拿大洪门资料加以爬梳整理,以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西鲁国入侵中原为最早的时间上限,写出了洪门建立过程。福建福州府盘龙县九连山少林寺僧人被康熙封为平鲁西将军,败西鲁,得胜归朝,不受爵禄,回寺修行。后有奸臣进诡清帝,诬少林寺有谋反之心,为官军围剿,众僧人逃至广泉地面,只存五僧,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为日后洪门拜祭之前五祖。五僧结拜盟誓,号召“反清复明”。

陈近南于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七月廿五日在龙虎山红花亭内歃血为誓,定于八月十五日起义,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起义途中遇红气一阵,故以“洪”为姓,以“义”为号。拜浙江万云龙禅师为主帅,屡战屡胜,后万云龙身亡,起义不克。陈近南遂占算清运未绝,待气运循环,起义未迟。各兄弟领命分散各地,各开山立堂,用五色旗号,诗句、口白,去来日后为记。招各路英雄,以“洪”为姓,以“义”为号,“四海九州尽姓洪”。以忠心义气,救国救民为宗旨。改立天地日月分派,八拜结义。创立洪门密语等,用来日后相认。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由天佑洪创立“天地会”,成立“三合军”。此后洪门又称天地会或三合会。

黎书这部分的资料,多是摘取中国各类民间记载,包括加拿大洪门内部的各类记录,也参考部分前人已有的叙论。由于少有正规的档案与文献,洪门的历史时间以及其组织、功能以及活动缺少必要的数据以及史实的论叙难度,决非黎全恩用力不足,而是不少方家共同遭遇。

黎书第二部分(十至十九章),专注于加拿大洪门致公堂的由来以及历史发展。其中第十二章致公堂之建立(1876—1912),利用了采访而得的加拿大各地洪门致公堂的机关原始记录,对加拿大洪门的由来以及在各地的创建做了整理,可谓史料翔实、理据丰沛。据资料考证,加拿大洪门最早是由来加的美国洪顺堂人1863年于百加委路所建,这是洪门在加拿大之开山始祖。19世纪70年代—80年代,各地洪门相继建立,1882年前后,皆改称致公堂。1885年,全加有23个致公堂,全部在卑诗省。黎教授利用这些一手资料,对于较大的一些堂口分节叙述,便于后继学者撷取使用。

进入20世纪,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北美洪门致公堂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国内的政治变更运动中。此段历史交织着北美宪政党、国民党在美加两国华社的活动,尤其是加拿大国民党支部与加拿大洪门致公堂从辛亥革命前的合作到民初的结怨历时近一个世纪,影响了20世纪加拿大洪门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大时刻与事件。黎全恩基于加拿大洪门前辈曹建武1930年编成的《致公堂复国运动史》手稿,分章节叙写了辛亥革命前后洪门创办《大汉公报》、孙中山来加筹款、洪门与国民党的宿怨冲突以及洪门致公堂达权社的成立原因。对于1930—1940年代的洪门历史,黎全恩根据洪门资深会员简建平的资料,记录了全加洪门恳亲大会的主要决议(1919—1944),结合走访各地洪门采录的口述资料等,也参考了一些前人的成果,整理了1940年代加拿大洪门从致公堂改致公党、民治党(改堂为党)的大致情况。对于1950年后的加拿大各埠洪门民治党的历史,也做了简要的记录。

当然,由于身体原因和出版社的催促,黎全恩在洪门史论上也出现了一些因时间仓促而造成的遗憾。举例而言,早期洪门历史因为没有正史记录资料,而野史真伪难辨而无法深究。但进入20世纪后,在洪门史料可查证的条件下,加拿大各地洪门致公堂机关的纪念刊物、回忆录、采访人物口述等资料相当丰富,曹建武等人的资料,仅为洪门人士一家之言,黎书仅以此书为据,而没有索求相关档案文献相佐,难免偏颇。可见黎全恩至此已无力做复杂的考据,而这本来是他的长项。

2.《加拿大的唐人街承前启后走进未来》——加拿大华侨华人来加222年回顾

从20世纪90年代起,黎全思与西门菲沙大学林思齐国际交流中心的加拿大华裔历史纪要委员会,一直致力于推广介绍加拿大华裔对建设加拿大作出的贡献,与加国华裔合作伙伴共同制作,并成功地推出了历史纪录片《枫骨中华魂》,此片缅怀了19世纪加拿大华工在加国修建太平洋铁路的贡献。之后,委员会又因此推广至编印了加拿大第一份由英语、法语以及中文的历史年表《加拿大华裔历史纪要》,回顾华裔最早登陆加拿大截至2012年以来的222年,华裔在过去两个多世纪由被隔离到融合,并贡献于加国的漫长历程。

黎全恩作为交流中心的客座教授,担纲主持了上述工作。在年表出版后,委员会与黎全恩再度策划出版一系列了有关加拿大八个唐人街的小册子。从2011—2016年,经过六年锱铢累积般的工作,终于在加拿大建国150年的2017年,迎来了《加拿大的唐人街:承前启后走进未来》的出版。书中的八条加国唐人街,是加拿大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地标,也是加国整体历史保存的一部分。

在这系列中,加国域多利、温哥华、多伦多、爱民顿、温尼伯、渥太华、满地可、卡加利八座唐人街,每条唐人街大致循以“萌芽、兴盛、衰落和振兴”之历程。通过对其各阶段的发展概述、重大历史瞬间、掌故的叙写,配以街图、生活、建筑图片以及统计表格,这样图文并茂的展示,美轮美奂地为公众展现出鲜活的历史与城市记忆。该书不是黎全恩关于唐人街的学术著述,但却是黎全恩唐人街研究的精华中之精华,并采用了社会各界了解加拿大华裔扎根加国、华裔文化独特性的寓教于乐的展示方式,公众教育的效果更甚于专业的学术研究论文和专著。

研究历史,正是为了未来。该书的意义,也因此如其前言:“诚邀本书读者细心思考加拿大唐人街的未来。”黎全恩很清楚,他个人对唐人街的呵护,将终止于自己的生命终点,但唐人街作为加国华裔的象征,它们蕴含的历史意义和精神,却是加国华裔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宝藏。

值得关注的是,黎全恩在去世前连同合作者丁果和贾葆蘅与出版社签下合同,要出版《加拿大华侨华人史》的下册,黎全恩并在离世前一天致电丁果,拜托其主持完成未竟的合作之书。可见,黎全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心系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将其视为其人生最重要的志业。这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着精神,给后来的研究者确立了宝贵的典范。

结论

纵观黎全恩近半个世纪的加拿大华人移民史研究,可以看到他坚持的是传统实证研究的方法,并集中在加拿大唐人街的兴衰史研究上,故而做出很大的成绩。但他又清楚地认知道,加拿大唐人街的历史,并不是庞大的故纸堆,而是有生命的历史活化石,唐人街兴起—衰落—复兴的过程,不但关系到华人历史的真相,也关系到加拿大第三大族裔在国家发展中的命运兴衰,因此,黎全恩没有局限在研究的象牙塔中,突破了从史料到课堂的教授常态,积极投身到加拿大唐人街的保护、重新规划以及复兴的过程中去,以至于他在维多利亚(域多利)唐人街的相关工作成就,让他获得了国家和社区的最高荣誉。教授和好市民的双重身份定位,让黎全恩有别于一般的历史研究专家,获得了“加拿大唐人街研究之父”这样尊崇的民间称呼。

作为历史研究者,黎全恩在史料的收集和甄选上,属于顶尖的专家,但他的强项也蕴含着他的弱势,那就是对移民史的理论模式建树,黎全恩并没有突出之处。因此,黎全恩对加拿大移民史和移民政策的研究,也就没有太多着墨。然而,黎全恩是一个十分谦卑和开放的历史学家,从来不会文过饰非。他在晚年与后辈学者丁果以及作家贾葆蘅合作,进行加拿大华人华侨移民通史的研究,就是要填补在这方面的欠缺和遗憾。他曾经对丁果说,我来确保一流唐人街史料的获取与甄选,你来处理通史的理论叙述,可以做出很好的研究成果。事实证明,这种开放性的合作研究,确实可以结出丰硕的果实。

毫无疑问,黎全恩作为加拿大唐人街史的研究权威、唐人街保护和开发的先驱,他的研究成果将会与复兴的唐人街一起,为后来者提供宝贵的启发。黎全恩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已经成为加拿大华人历史遗产的重要部分,而长久地留载史册。

我们谨以此文,向黎全恩教授致敬!

(原文出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 《加拿大政策发展报告 2019-2020》,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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